【摘要】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自光緒初年以后數次被提請從祀孔廟，直到光緒末年才得以進祀兩廡，最后一次請祀更掀起了普遍的劇烈論爭。一方面，時期的成長逐步轉變了人們對先儒與孔廟祀典的認知，三人的抽像越來越離開本來的軌道，而被塑造為新興政管理念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在清末準備立憲的時期佈景下，急速的政治變更遭受了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是以政府試圖以表揚他們來宣示立憲誠意，推進政治改造的過程。“孔廟”這個傳統認識形狀的焦點符號，就此與“憲政”這個全新的政管理念發生了看似不成能的巧妙聯絡接觸。

【要害詞】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準備立憲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位年夜儒從祀孔廟，從最早的光緒二年（1876）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子廟廷，到光緒三十四年三人終極進祀兩廡，時代經過的事況了長達30 年的爭辯，是晚清禮法史上的一年夜掌包養 故。學界對此事早有追蹤關心[1]，筆者依據新發明的原始資料，又對三儒從祀的全經過歷程停止了從頭考辨[2]，這一事務的前因後果曾經年夜致清楚。

光緒二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為禮部尚書徐桐所格，光緒四年被內閣採納；光緒十年，江蘇學政陳寶琛請將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孔廟，獲得翁同龢、潘祖蔭、孫家鼐的支撐，但禮部依然議駁，翁同龢等屢爭不得；光緒二十年，湖北學政孔祥霖轉呈在兩湖書院肄業的湖北優貢生王葆心、湖南廩生蔣鑫的呈詞，疏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次年復為年夜學士李鴻章等會同禮部議駁。這是顧、黃、王歷次被請祀及採納的梗概。

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次年玄月得旨，命將三儒一并進祀。在這一年多的時光里，繚繞三儒應否從祀的題目惹起了普遍的爭辯，一度成為朝野高低注視的事務，而此時也恰是清末準備立憲艱巨奉行的時辰。孔廟與憲政，這兩種看上往完整沒有交集的政治文明元素，以一種非常直接的方法糾纏在一路。本文即在既有研討的基本上，測驗考試從清末政治變更的角度，進一個步驟考核顧、黃、王從祀孔廟的最后一次爭辯及其被允準的深層意涵。

一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趙啟霖事后記敘說：“光緒三十有二年，詔以孔子升年夜祀……方年夜祀之命下，啟霖時在諫垣，疏請以王氏夫之、黃氏宗羲、顧氏炎武從祀。”[3]可見，促使他倡議此次請祀的重要原因，是前此一年清廷將孔子祭升格為年夜祀。

清代延續明代軌制，以孔廟祀典為中祀。科舉軌制廢止以后，出于對經學曠廢的煩惱，當局先是公布了“教導主旨”，請求“無論鉅細書院，宜以經學為必修之科目”，同時將先儒之經注經說“編為教科，頒之書院”，如許“先生于成童以前，即以陶冶于正學”，成年以后，天然“不致漸漬于奇袤”。[4] 隨后，學部行走、刑部主事姚年夜榮奏稱：“外界之習染既深，則衛道之防維宜峻”，詳細的應敵手段則是請包養網 將孔子升為年夜祀。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上諭稱：“孔子至圣，元配六合，萬世師表，允宜升為年夜祀，以昭盛大。”[5]

在這一佈景下，趙啟霖的奏疏以保留“國粹”為基礎的立論宗旨。他起首提出“時世遷變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年夜經年夜法，然后指出，“自中交際通，學說紛雜，后生昧于別擇，或至輕詆國粹，自忘來源根基”，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廟為年夜祀，且建曲阜書院以樹圭臬，風聲所被，國內咸凜然于圣教之尊，其關系世道人心至遠且年夜矣”。不外年夜道之所以連綿不停，還有賴于“真儒間出，相與昌明而培植之”，他們理應遭到后世的崇祀。國初的孫奇逢、陸隴其、湯斌、陸世儀、張履祥曾經從祀孔廟，除他們之外，“另有三人焉，核其學行皆卓然無愧于從祀之典者，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是也”。而三儒“其立品行己，皆于艱難卓盡之中，具忠貞篤誠之操，決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為己任，其于圣賢之道，非但多所說明，皆能躬行實行，深刻堂奧，為后來儒者所不克不及及”，應該予以一并從祀，“以樹薄海之儀型，俾遠近聞風者咸知以希賢希圣為心，自不至叛道離經，蕩軼 于禮制之外”，實可“小姐——不，女孩就是女孩。”彩修一時正要叫錯名字，連忙改正。 包養網 “你這是要幹什麼？讓傭人來就行了。傭人雖然不擅以“敦崇正學，維系世變”。[6]

趙啟霖是張之洞“保留國學”主意的果斷跟隨者，宣統元年他被錄用為四川提學使，掌管開辦了四川存古書院[7]，他提出的從祀來由以保留本國固有學問為主是很天然的。不外，在分辨稱述了三儒的建樹以后，身為理學家的趙啟霖特殊指出，三儒之學對于當今時局具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尤其是“其論著之關于政治中者，多具運量千載、開物成務之識，于本日變通損益之宜，往往懸合事理”，所以“承學之士咸奉為斗杓岱岳，人無間言”。[8]畢竟顧、黃、王三人關于政治的著作中，哪些與當日的“變通損益”懸合，趙啟霖沒有指明，可是，此次請祀一經公布，立即激發了朝堂之上的紛紜群情，三儒思惟與清末新政的復雜糾葛也垂垂顯現出來。

趙啟霖是湖南人，暮年又曾擔負多年的船山學社社長，有學者據此以為，他的本意僅僅是爭奪從祀王夫之，之所以也拉上顧炎武和黃宗羲，只不外是為了防止“一鄉阿好”的嫌疑。[9]這種說法能夠起源于胡思敬：“啟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續成[ 郭] 嵩燾未竟之志，而難于措辭，乃并援顧、黃二師長教師以請。”[10]實在非論趙啟霖的本意若何，顧、黃、王此時曾經成為一個包養 全體而被看做是清初最優良的學者，這一點不只在此次從祀事務中表示得很是明白，也是思惟界的普遍共鳴。[11]

趙啟霖的奏疏遞上以后，朝廷按例詔由禮部議奏。禮部奏請“模仿會議政務章程”，由各部衙門開送說帖，將三儒應準應駁之處具體闡明。不久就由各部堂訴訟員等開送說帖26 件，此中主意應將三儒一并從祀者21 件，未置能否者1 件，主駁者4 件。[12]就筆者搜索所及，除此26 件之外，陳衍[13]、胡玉縉 [14]、胡思敬[15]亦有說帖，不外只保留于作者的文集之內，應屬擬而未上。此中，陳衍、胡玉縉主意三儒應一并從祀，胡思敬則對王夫之無貳言，而死力否決顧炎武與黃宗羲從祀。

支撐者的闡述年夜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三儒學術精純，各有根源，足以教授道統。例如法部尚書戴鴻慈的說帖稱：“夫之神契張子正蒙之說，作《正蒙注》九卷，《思問錄》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學出蕺山，接姚江之派，聞誠意慎獨之說包養網 ，其所著《學案》為后學訪求道統之津梁。炎武生平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為宗，事事皆推重朱子，其所著《日知錄》實在可行，前時議者謂國史儒林本傳篇末特識其在華陰時于靈臺不雅側建朱子專祠，則隱然以紫陽明日派回之，是亦可語于教授道統矣。”[16]二是三儒立品持正，志節皎然，不愧崇德報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陳名侃聯名的說帖稱：“考該故儒生平，炎武奉母命而畢生為遺老，宗羲遭親難而哭聲震年夜內，夫之易父質而遍體皆傷痕，純孝卓操，卓盡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17]第三則是三儒的各項主意多為那時的政治改造所采納，所以他們不只是具有精力學問的年夜儒，更是“發憲政之先聲”的政治先知。如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等稱：“所論敦崇教導、停罷科舉、導達君平易近、規戒風氣、講究治標、倡導兵學、祛歷朝之蠹、增鄉亭之職，見于各該儒遺書者不乏其人，迄今二百余年，凡國度奉行之新政，均該故儒已發之微言，所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該故儒庶幾近之。”[18]

由于王夫之曾在光緒四年及二十一年兩次請祀被駁，顧炎武、黃宗羲也有一次請祀掉敗的先例，是以支撐者起首面臨的就是若何化解此前採納時的來由，從頭建立三儒符合從祀尺度的抽像。法部尚書戴鴻慈舉出雍正二年曾採納韓琦請祀、而咸豐二年又予以從祀并且上諭特殊指出“無違憲廟之旨”的例子，指出其緣由在于咸豐時洪秀全包養網 作亂，亟宜表揚風節之臣，而現在“當學術複雜之際，經學續盡之交，黨派爭叫愈甚洪逆”，不成不“示之以尺度，以挽其狂瀾”，即便質之舊日議駁諸臣，也不會有所貳言。[19]現實上，從事務后來的成長看，“舊日議駁諸臣”已無人介入，而舊日的果斷支撐者中卻有一位轉變了初志，成為三儒從祀包養網 最年夜的阻力起源，這一點在后文將有臚陳。

回想三儒從祀曾遭採納的來由，一是說他們身為勝朝遺平易近，不仕本朝，且著作中多有“悖逆之處”；二是《四庫全書總目撮要》對三人著作各有指責，瑕疵頗多；三是三人學術駁雜，不盡篤守程朱，缺乏以承當道統。[20]對于這些題目，支撐者依然延續了此前請祀者的戰略。關于三儒的遺平易近成分，支撐者稱三儒不仕本朝，恰是其年夜節地點。陳衍以為，此前三儒之所以多次被駁，“殆以王、黃二儒曾事魯王、桂王，炎武雖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實在他們與同時一直不曾出仕的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以及為明殉節的黃道周、劉宗周“異跡齊心”，此刻諸人均已從祀，獨佔三人尚付闕如，“似于崇儒重道之至公有所未盡”。[21]胡玉縉并提出兩種官方文本，稱三人的業績“于《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得其旁比例，包養 又于《國史貳臣傳》得其正比例，揆諸高宗純天子之圣意，當亦默許”。[22]關于“四庫撮要”所指三儒著作的瑕疵，法部左侍郎紹昌、右侍郎張仁黼聯名的說帖稱，以前的主駁者以“四庫撮要”為準的，議準者則奉《國史儒林傳》為依回，可是“論其書自應以‘撮要’為斷，而論其人則當以‘儒林傳’為斷”，由於對著作停止評騭，乃是“撮要”的編製使然，并不克不及作為判定應否從祀的尺度，而《國史儒林傳》則對三人稱揚備至，“稱道這般，盡無間然”，理應從祀。[23] 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鈁、京畿道監察御史沈潛聯名的說帖亦就“四庫撮要”對三儒著作的批駁停止了相似的辯護，稱“四庫撮要”簡直對一切的著作都有批駁，包含朱子自己，并無礙于朱子身任道統的位置，對于三儒亦應作如是不雅。[24]而對于三儒學派紛歧，不盡篤守程朱的斷語，支撐者或稱道統寬大，不用盡屬統一學派，陸軍部主事裘冕群即稱，“三儒行跡或難免少殊，心術則終無歧致”[25]；或稱三儒之學雖淵源分歧，要皆回于程朱。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聯名的說帖就說，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分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異同，對于朱子推重備至；黃宗羲固然出于陽明之學，可是暮年進修有得，“頗悟知己之非，謹守慎獨之義”，所著《孟子師說》并不全用陽明的說法，而稱朱子“致寬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可見其偏向；至于顧炎武，則援用《國史儒林傳》的話，稱其為學“一以朱子為宗”，總之三儒盡屬程朱一脈。[26]實在無論三儒的抽像經過的事況了何種變遷，歷來都無人將他們視作純潔的理學家，之所以朝廷之上普遍呈現如許的談吐，無非是為了將就孔廟從祀的尺度，這也闡明，三儒終極得以從祀還有啟事。

二

四份主駁的說帖分辨簽名理藩部尚書宗室壽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順，內閣中書王在宣，禮部郎中齡昌，法部主事梁廣照。理藩部的說帖比擬冗長，年夜意是說三儒生平學術“有密有疏，純駁互見，究未臻純潔以精之詣”，可以或許進祀鄉賢祠曾經足以表揚，無需從祀孔廟[27]，這還是延續以往駁議的論調，并無新意。梁廣照的說帖引曾國藩對于王夫之的考語“著作太繁，純駁互見”[28]，其著作中傳播最廣的《讀通鑒論》與《宋論》仍存門戶之見，持論往往過中；顧炎武的著作如《日知錄》、《全國郡國利病書》不外采摭舊聞，《郡縣論》雖克意復古，但并不成行，只不外是一時激怒之言，“語以經濟，實非所長”；黃宗羲“學本姚江，而見理甚淺”，所輯《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訪錄》的《原君》、《原臣》兩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會，語多流弊”，所以“其定名雖比于箕子，而立志實托于殷頑”。總之，三儒“質兼狂狷而學養未純，運值顛危而情懷多郁”，談不上是醇儒，不宜從祀。[29]

概況看起來，梁廣照對三儒的負面評價依然是在延續曩昔的官方看法，尤其是“四庫撮要”的見解，如他說顧炎武“語以經濟，實非所長”，顯然就來自“撮要”對《日知錄》的包養 考語：“（顧氏）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勢，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30]，所分歧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廣為傳播的《明夷待包養 訪錄》，但也僅僅提到其書“語多流弊”，并沒有持續深刻，而在齡昌的說帖中，就明白指出該書的“流弊”地點。

齡昌起首提出，三儒的學行都有補于“學術世道”，予以從祀原來應無愧色，可是從祀年夜典并不克不及僅僅以學問德性為依回，更要斟酌時局的遷徙，權衡先賢學說對世運的影響。現在“異說橫流，歧學并起，中外人士每援盧騷、孟德斯鳩論著，不曰平權，則曰不受拘束”，西人學說傳播于官場，害莫年夜焉。《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諸篇固然“與六經年夜旨不甚背馳”，可是“無如包養網 人心獵奇，動引興朝巨子與法蘭西濁世之儒相提并舉……好名不失意之流且借三儒著作若《待訪錄》等類，視為奇貨，起辨言亂政之階。”[31]這里所謂的“辨言亂政”，放在那時全國士平易近上書請求速建國會，國會請愿活動正如火如荼的語境中，顯然是實有所指的。不外，齡昌僅以《明夷待訪錄》一書為由，就否認顧、黃、王三人的請祀，顯然有些以一概全。比擬之下，王在宣的說帖就表示的更為周全且深刻。

王在宣以為，三儒立品行己，艱難卓盡，本無可議，但其學術則不無缺點，揆之先儒，遠勝子云[ 揚雄] 而尚不及荀子，以孔孟程朱之學衡之，均難免不精不詳之譏。于王夫之，稱其說經之書“群情過火，多馳驟縱橫之辭，少優游戰爭之致，乃有言者之言，非有德者之言”，史論則“好昭雪而不得其平，逞異論而不軌于正”；于顧炎武，稱其“為學懲明季之弊，過猶不及，有效無體，正人譏之”，且耽于考證，疏忽心性之學，“論風氣禮教則愷切詳明，言生命一向則含混影響”。王在宣于黃宗羲最為否決，稱其“所著《明夷待訪錄》開首《原君》一篇，實與西儒盧騷《平易近約》、孟德斯鳩《法意》二書所論不約而合，故講新學者多稱之，最易為反動黨所捏詞”，并對《原君》一篇簡直逐句批評，稱現在新學風行，黃宗羲為當世所推許者以此書，未來“正學昌明”，黃宗羲將為后世所詬病者亦以此書，如《原君》篇所謂“無君則人各得無私，各得自利”，假如照此行事，“吾恐平權不受拘束之習成，反動流血之禍作，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不成為冷心也哉”! 至于該書其他篇章，固然議論政治“洞明短長，言言痛切”，可是假如“推之現實，亦多窒礙難行，流弊甚年夜”。[32]

在否決者的眼中，三儒從祀決不只僅是禮法上的爭辯，也非純潔的學術來由可以決議，它起首是一個政治事務，既關乎那時的政治走向，亦將反應出朝廷的政治目的，所以必需穩重。胡思敬的闡述供給了一個最直接的例子。

胡思敬只否決顧炎武與黃宗羲，他稱三儒“講學之宗派分歧，立言之旨趣又異”，可是細心推尋上去，則“夫之年夜純而小疵，炎武年夜疵而小純，宗羲純者無幾，其疵者洸洋自喜，不恤其言之過高，遂變成本日學術人心之年夜患”。對于顧炎武，他惜其“看法太偏，力主損壞紛更，拾永嘉之緒余，陰蹈王荊公、樸直學之故轍”，《日知錄》等書“食古未化，往往見小利忘年夜害”，可是，顧氏的思惟卻在當時正在停止的官制改造中年夜行其道：“炎武言之最謬者，如廢銓法、棄律例、復藩鎮、罷關防，雖至愚極陋，知其必不成行，而其言之貌同實異者，欲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廢監司牧伯，兼任守令，破一切用人標準，凡僚屬皆由本官擅自辟召，本日編制諸公執逝世方以醫活病，欲盡如其言以行，國有狂泉，禍至無日。”[33]

“本日編制諸公”，所指便是擔任編訂新官制的編輯年夜臣與編制館諸委員。新官制的編訂深受處所自治思惟的影響，而顧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主意一貫被認作處所自治思惟的中國泉源之一。胡思敬對于準備立憲最基礎否決，以為憲政是“高低相互劫制之道”，其成果必定是“爭競之禍愈烈，苛虐之害愈深”，準備立憲之后，“盈廷聚訟，縱情歡樂”，以致于“表裡交訌，國勢彌留”，其實是“年夜亂全國之道”，他甚至請求“撤消九年準備清單，開辦新政”。[34]他對刊定官制否決猶力，曾專門上奏指陳官制改造的弊病，稱這種改造“誤信讆言，仿工具洋規制，不設吏曹，悉閉幕其權，倒柄而授之督撫”，將會招致皇帝掉權，“號召不出于一城，不待四鄰朋分，已成四分五裂之區”的局勢，並且“標準一破，人人有僥幸之思”，維新黨派就可以乘隙竊奪利祿，占取權位。總之，官制改造“損壞會典，燒燬則例，一切以意為之，蕩然無復限制”，不至于全國年夜亂而不止。[35]

對于黃宗羲，胡思敬直斥為“雜霸之學”，《明夷待訪錄》“圖窮而匕見，揉箠而罵主人，情非得已，意實無聊……故作此詼奇詭譎之辭，以開后代反動流血之禍。”針對《明夷待訪錄》請求減輕相權的《置相》一篇，他說：“莽、操受千古辱罵，后世奸雄，窺測神器，多懾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皇帝往卿一階，宰相而攝皇帝，不殊于年夜夫之攝卿’。惟名與器，不成以假人，胡惟庸、嚴嵩之禍，明人所切齒也，而宗羲曰：‘生殺予奪，當出自宰相’。”[36]這種說法的背后，是準備立憲中關于應否設置內閣總理年夜臣的爭議。在這場爭辯中，胡思敬主意保存軍機處，由於“軍機處不設定員，同堂議事，無論官職崇卑，不相統攝”，假如建立總理年夜臣，同一處置政務，那么無論是用親藩仍是滿漢包養網 年夜臣，“皆可恣睢自擅，竊弄權益，啟奸人窺測之漸”，日后必定變成japan(日本)幕府將軍之局。[37]

新官制的編定在光緒三十二至三十三年，此中處所官制在三十三年蒲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遞說帖群情三儒從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恰是在新官制爭辯最為劇烈的時辰，是以，政治改造的爭辯投射到先儒從祀議案中也就是很天然的工作了。

除了新官制的爭辯，建國會也是準備立憲中惹起普遍爭辯的嚴重關節。胡思敬對于國會異樣感恩戴德，他說：“立憲之法，以位予君，以權予內閣，君不擔任任，責在總理年夜臣，又設國會以監視之，會黨尋隙相攻，總理輒引身而退……正人而充議員，黨孤力怯，將屏息而不敢作聲，君子而充議員，上藉抵禦官長之力，即下可魚肉鄉愚。”[38]胡思敬以為，朝廷對于日甚一日的國會請愿風潮處理不力，只是“設為淟涊之詞以相拉攏”，他請求“明降諭旨，宣明國會以下劫上，長奸墮威”，以后凡有瀆請召建國會的，“付所司按治”。[39]既然這般，那么胡思敬對黃宗羲“公長短于黌舍”的主意持激烈的否決立場也就絕不為怪了。他引《明夷待訪錄·黌舍》篇“皇帝之所是未必是，皇帝之所非未必非，皇帝亦遂不敢自為長短，而公其長短于黌舍”的話，稱“本日表裡書院，電奏絡繹，淆亂國事，干預政權，遂援此為話柄”；又引《原法》篇“吾無全國之責，則吾視君為路人”的話，稱“本日虛無黨派，鄙棄君親，同等不受拘束，不受羈絆，遂據此為正義”。不只這般，在梁啟超掌管《時務報》的時辰，“世推為南雷再出”，顯見黃宗羲才是“康梁亂黨”的始作俑者，此時假如將其從祀，“海內黨徒或疑廷臣倡導異學，囂張飛揚，將益肆然無忌，此豈朝廷福哉”！[40]

對于這種將政治貳言回于三儒影響的說法，支撐者天然不克不及無辨。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的聯名說帖稱包養 ，否決者“以本日中交際通，學說複雜，錘煉傅合，回獄先哲”，這與因康梁而罪及《公羊》者統一看法，都是故為苛論[41]；掌江蘇道監察御包養網 史貴秀、掌安徽道監察御史宗室瑞賢、掌安徽道監察御史葉在琦的聯名說帖委婉地說，三儒的政治構思“皆具有次序遞次施設之方，分歧乎治絲而棼，操切而反害事者”。[42] 章梫的說法最為透闢，他說，有人謂現在的種族之說發于王夫之的《黃書》，其流為反動排滿，平易近權之說發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其流為同等不受拘束，實在《黃書》只不外是懲明弊病，籌劃治世之綱領，并無所謂反動之語；《明夷待訪錄》則以《孟子》、《周禮》為依據，以改正季世驕君諂臣之掉，更無所謂平權不受拘束，但凡反動排滿、平權不受拘束等語，皆“中國淺人略涉工具國一二家之學說，如染狂毒，如飲毒酒，不包養網 自知其身之存亡，并未嘗窺見船山、梨洲之書”，假如可以或許略讀船山、梨洲之書，“忠愛之心油然興發，豈復有反動平權等事乎”？[43]

綜不雅這些說帖，支撐者現實上四面楚歌：既要面臨以前歷次請祀被採納時所遭到的批駁，此中包含來自官方思惟威望如“四庫撮要”的負面評價、三儒一直未與清廷一起配合的遺平易近態度、并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理學家”成分等等，又要面臨清末政治情勢下發生的新題目，亦即三儒的不少闡述與偏向（如王夫之的排滿、顧炎武的郡縣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曾經成為改革派的實際資本，無論是主意君主立憲仍是主意反動者，都以三儒為宣揚旗號。在這種情勢下，支撐者要把三儒送進作為官方認識形狀焦點符號的孔子廟廷，面對的阻力是非常強盛的。可以說，光緒末年的此次顧、黃、王從祀爭辯，從一開端就離開了學術思惟的軌道，而成為政治比武的賽馬場。

三

禮部收到說帖之后，先由左侍郎張亨嘉草藍玉華先是衝著媽媽笑了笑，然後緩緩道：“媽媽對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其實我女兒一點都不好，靠著父母的愛，傲慢無知擬覆奏稿。此稿依據大都說帖的看法，同時也是張亨嘉本身的主意，提出將三儒一并從祀。張亨嘉所擬的奏稿枚舉了說帖中提到的各類支撐來由。在他的筆下，三儒固然是明代遺平易近，但他們都“隱然欲以待圣人之興”，並且其主意多為清代所用，特殊是“近時新政舉措措施，如崇教導、尚兵學、罷科舉、通君平易近、重宰相、設鄉官諸年夜策所為，甄擇列國已行之效者，三儒實已先言之”。可是，他回避了三儒著作與反動思惟的關系這個“敏感話題”。奏稿擬定以后，張亨嘉請年夜學士張之洞為之修正潤飾，張之洞增添了200 余字，特殊提到“三儒秉性忠貞，實足辟亂黨無君之邪說”，算是對相干質疑的一點答覆。不意，奏稿方才擬定，張亨嘉丁母憂往官，這個稿子就被棄捐了上去。[44]

張亨嘉往后，禮部另由儀制司郎中吳國鏞擬稿。吳國鏞的擬奏非常冗長，竟達8000余字，對三儒著作詳加援用，條分縷析，主意請祀顧炎武、王夫之而採納黃宗羲，并對黃氏著作一一指責，尤以《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分歧君臣年夜義，簡直逐句批評，結論是黃宗羲“學問之駁、著作之謬，一至于此”。包養 可是，這篇擬奏在禮部就沒有經由過程，禮部右侍郎郭曾炘為之年夜幅刪改，不只將擬奏中對王夫之、顧炎武晦氣的文句刪往，語氣也改得較為緩和，更將指斥《明夷待訪錄》的3700余字停止刪汰，改稱黃宗羲固然年夜節無虧，不外“立言間有純駁”；固然《原君》等篇的本意只不外是“危言悚論，藉以儆告后來”，只是生怕“話柄相貽，或至以辭害意”，是以將駁倒黃宗羲從祀改為請旨決計。[45]

當這個稿子終于在禮部經由過程，依照法式送到內閣會議的時辰，卻產生了始料未及的變更。禮部的覆奏應由年夜學士、各部及都察院會簽，會簽當日，吏部尚書陸潤庠、郵傳部尚書陳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名侃曾經“畫諾”（46），而三位軍機年夜臣——年夜學士世續、張之洞及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卻忽然離開內閣，并且出示了一份說帖，宗旨是說《明夷待訪錄》年夜旨本于《孟子》，不該當據此黜其從祀，從而強行中斷了會簽，禮部的覆奏也就以這種極不平常的方法被否決了。[47]

這份對于三儒從祀極為要害的說帖是由張之洞所擬，摘取了《明夷待訪錄》中最為否決者詬病的幾條，附以《孟子》書中的類似群情，以證黃宗羲并非自出機杼、非圣無法。由于它觸及到清末政治改造的某些嚴重理念，又出自重臣之手，值得全文援用在此：

《孟子》七篇言君平易近新聞之理最詳，梨洲《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實本《孟子》，今為比附之如左：《孟子》曰：“平易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邱平易近為皇帝。”梨洲謂：“古者以全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運營者，為全國也。今也以君為主，全國為客，凡全國之無地而得安定者，為君也。”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梨洲謂：“今也全國之人怨惡其名，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曰：“貴戚之卿，君有年夜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梨洲謂：“君有有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太監宮妾之心也”，又謂：“吾無全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全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全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48]

概況上看，這只是兩部冊本中相似談吐的簡略比附，可是細究起來，這份說帖所轉達的信息卻要復雜得多。《明夷待訪錄》的表述之所以被追溯到作為儒家經典的《孟子》，乃是由於清末的政治改造與黃宗羲的某些主意有著共通之處，而關于黃宗羲應否從祀孔廟的爭辯，也就改變為清末立憲對君平易近關系的重塑在儒家包養 思惟的系統中能否具有符合法規性的題目。更為復雜的是，清末立憲活動并非由中國固有思惟資本所激發，其直接觸因乃在于東方政治思惟與政治軌制的傳進，而這種外來思惟招致的政治變更起首“激活”了與之最接近的《明夷待訪錄》等書，又進而從頭說明了中國思惟中的焦點文本，陳舊的經典再一次成為新思潮的維護色。

曹元忠在為張之洞的這份說帖所加的按語中，多次稱“梨洲之言尚較孟子為婉”，“孟子土芥寇讎之說……以梨洲較之，其辭為巽矣。”[49]實在黃宗羲比擬于孟子來說，決不只是辭氣劇烈與否的題目，《明夷待訪錄》中所表達出來的新的君平易近、君臣關系，現實上是對孟子平易近本思惟的詳細化與推動，而清末所要樹立的憲政框架下的君平易近、君臣關系，以權利而非品德為其最基礎，曾經完整超越了儒家的范圍，與黃宗羲的假想又不雷同。可是，在張之洞這里，憲政與儒家政管理想不只并無沖突，甚至是瓜熟蒂落的成長趨向，顯示出二者在政治實行中的對接能夠。

張之洞的很是之舉既表示了他推進黃宗羲從祀孔廟的決計，更可借此窺見，他將清末立憲所試圖發明的新型政治形狀，懂得為恰是樹立在儒家誇大君臣共治、王權為平易近的思惟頭緒的基本之上。這條線索起源于中國文明的構成時代對于政治標質的懂得，孟子、方孝孺、黃宗羲等人都可算作這一頭緒中的人物。[50]與此絕對應的，則是較為誇大皇權的威望、主意君主盡對權利的一系，這一系由于獲得政治權利的支撐而持久占據上風，例如延續已久的關于“湯武反動”的爭辯，就是這兩種思潮比武的表示。現實上，在關于黃宗羲從祀的爭辯中，“湯武反動”依然是一個主要的不雅念符號，中西政治不雅念的比武被直接轉化為儒學外部陳舊的爭辯，這不克不及不說是近代思惟史上的戲劇性一幕。

由于三位重臣的否決，禮部的奏稿被否決，發還重擬，顯然應以三儒一并從祀為言。禮部尚書溥良將這件辣手的差事交給了時任禮學館編輯的曹元忠，一來由於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師，二來曹氏素以精研禮學著稱，當能勝任。

可是，這時年夜學士孫家鼐卻昌言于眾，死力否決黃宗羲和王夫之從祀。原來，在光緒十年陳寶琛倡議的對顧炎武、黃宗羲的請祀中，孫家鼐屬于主從的陣營，還與翁同龢、潘祖蔭等人聯銜上疏請求將顧、黃從祀[51]，此時的立場卻產生了截然的改變，而依照定規，覆奏又須年夜學士領銜，禮部夾在中心，擺佈難堪。不得已，本預計將三儒一并從祀的曹元忠只得在具體開列了三人的業績及學問出處之后，請將顧炎武予以從祀，而對黃宗羲、王夫之未置能否，請旨裁示。如許，禮部的此次覆奏現實上比被張之洞否決的那次更退了一個步驟。

禮部的覆奏起首以清朝本身的文明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遺平易近成分題目，稱清朝“向不以說話文字罪人，豈有轉設文網以繩前朝遺老”？實在此時三儒已經的反清汗青早已不是題目，相歸正是到了危亡關頭而需求表揚名節的時辰；但覆奏之所以如許措辭，只不外是事前打聽到孫家鼐能夠會以此為捏詞否決從祀罷了。[52]關于黃宗羲、王夫之請旨決計的來由，覆奏稱：“夫之所著《黃書》，其《原極》諸篇既托旨于《年齡》，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諸篇，復取義于《孟子》，狃于所見，似近過火……恐學子昧于論世知人，將以夫之、宗羲為話柄。”既提出對二人從祀的煩惱，但同時又講明他們的著作不外本于《孟子》與《年齡》如許的經典，覆奏的偏向性是很顯明的。不唯這般，覆奏特殊指出三儒著作曾經廣為傳播，朝臣所作說帖又年夜都主意予以從祀，顯見公論地點。在立憲的佈景下，覆奏提出“長短聽諸全國，固見公論于人心，予奪出于朝廷，尤待調和于宸斷”，就有了將“公論”與“宸斷”對峙起來而逼朝廷就范的意味。[53]

不外，覆奏中的后退并不代表“主從派”的屈從，他們的戰略是將爭辯延后，直接交由最高權利決議，以便張之洞等重臣可以從中“操縱”。

四

此時三儒從祀的最年夜阻力來自孫家鼐。禮部的覆奏包養網 擬定之后，為孫家鼐所聞，他隨即作說帖封送禮部，盼望禮部可以或許採納黃宗羲、包養網 王夫之，禮部尚書溥良以奏稿經博采眾議而成，未便更張，提出：“如中堂別有所見，盍另折言之?”[54]孫家鼐決議將說帖改成奏疏，并于禮部覆奏之日同時遞上，“主從派”亦隨即跟上。于是，在光緒三十四年的玄月一日，六份奏折同時送到慈禧的眼前，此中包含禮部的覆奏，孫家鼐否決顧炎武、黃宗羲從祀的奏折，以及四份死力主意應予從祀的奏疏，一份出于禮部左侍郎郭曾炘，一份出于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徐定超，包養 一份出于掌陜西道監察御史吳緯炳，另一份則由學部左侍郎嚴修、學部右侍郎宗室寶熙、署郵傳部左侍郎吳郁生、年夜理院正卿定成、年夜理院少卿劉若曾五人結合簽名。

禮部的覆奏為何選擇在此時上呈，尚無直接的文字可以考索。可是，覆奏間隔趙啟霖上奏請祀三儒曾經曩昔了一年半而有余，各部院衙門的說帖也早在前一年的春季就曾經送到禮部，固然后來禮部的奏稿顛末了幾回改寫，可是拖的時光也不該這般之長。非常惹人注視的是，就在禮部覆奏的一個月之前，清廷方才公佈了《欽定憲法綱領》。無論朝野對這部“準憲法”都有什么樣的聲響[55]，三儒從祀的正反兩邊選擇在這個時辰睜開最后比武，顯然與這種政治佈景有直接的關系。

孫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訪錄》否決“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六合之間”的話，指黃宗羲“總以湯武反動為分所當然”，可是“孔子一部《論語》，數稱堯、舜、泰伯、文王，而湯武之事未幾見”，並且還說過“三分全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的話，可見孔子對湯武反動本有微詞。孫家鼐更進一個步驟說，“黃宗羲既以湯武反動為臣平易近應盡之任務，其流弊不成勝言”，必定會“啟奸雄窺竊之心，長陋儒浮囂之習”。[56]“以湯武反動為臣平易近應盡之任務”一語顯得非常僵硬，但所謂“臣平易近應盡之任務”的說法顯然是從《欽定憲法綱領》對臣平易近權力任務的明文規則而來。

孫家鼐對峙憲并未昌言否決，可是以為在國勢衰落之時，不宜更張。他在廷臣會商能否應該立憲的會議上說：“此等年夜變更，在國力強大之時行之，尚難免有紛擾之憂，今國勢虛弱，以予視之，變之太年夜太驟，實恐有騷然不靖之象”，提出先“格其叢弊太過諸事，俟政體清明，以突變更，似亦未遲”。[57]可是，他又被派充為資政院總裁之一[58]，而資政院在清廷的構思中，是以后召開議會的基本，對于那時社會上請求速建國會的請愿，他的領會必定很深。[59]

從支撐者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們已視孫家鼐為最年夜的論敵。徐定超的奏疏特殊提出，孫家鼐在光緒十年已經贊成過顧、黃從祀，“何故前后之言如出兩人”? 又說“孫家鼐所謂恐有流弊者誠難免于過慮”[60]，可見主從者陣營必定顛末充足的預備，并且是有組織的回擊。

與此前爭辯兩邊的闡述分歧，此次最后的對決曾經不再以“道統”、“傳經”等從祀孔廟的傳統尺度為言，甚至也較少觸及學術題目的評價，兩邊爭辯的核心完整集中到三儒學說與政治變更的關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訪錄》在憲政中的地位題目。學部侍郎嚴修等為黃宗羲、顧炎武辯解的奏折衷說：“近時新政多所更張，以二儒之遺書證之，如尚兵學、崇教導、罷科舉、通軍平易近、重宰相、用辟召、破標準、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所謂甄采列國之良規者，二人實先言之。”[61]嚴修屬于積極奉行憲政的一派。異樣是“復鄉官”，異樣是“重宰相”，他以為是黃、王應予從祀的依據，胡思敬則認為是二人的缺點地點，兩邊在從祀題目上的態度本源于其對于新政的分歧立場，于此昭然若揭。

不外，嚴修等的奏折重要是為黃宗羲、王夫之二人辯解，他們所羅列的“國度奉行之新政”，未必滿是“故儒已發之微言”，至多如王夫之就從未說過要“罷科舉”，而“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也重要是顧炎武的主意。這里綜合了包養網 顧、黃、王三人的學說，將三人當成了一個全體。這種混為一談的籠統說法，反應出三儒之間的差別逐步含混，他們各自的詳細學說若何曾經并不主要，三人被看成“一體”來對待，配合組成了新興政管理念的汗青符號。

不外，三儒的這種抽像并不是由朝廷樹立起來的，而是在清末政治變更的經過歷程中，趨新士人聯合傳進的東方政治思惟，對三儒著作停止從頭分析而逐步構成的。以上朝臣的群情表白，即便是“體系體例內”的人士，也在與政治敵手分送朋友著異樣的思惟資本和符號系統。是以，執政臣中也會呈現如許的群情：“（顧炎武）師長教師高包養 低古今，具盡年夜學問、盡年夜經濟，實開光緒以來變法之原，而尤合立憲之精意。”例如顧炎武曾說：“圣人者用全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全國治。”又說：“世之正人，必曰有公而忘我，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這就是所謂的“欲求私德，必先養成私德者”。顧炎武還說：“‘全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氣，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君子之攸箴’，而國有年夜疑，卜諸百姓之從逆”，還說過“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全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就是所謂的“國民得與參政權”。[62]顧炎武的“學問”、“經濟”被用公與私、獨裁與憲政這些時期概念從頭說明，于是顧氏自己也就成了符合“立憲之精意”的“立憲派”。

異樣，禮部侍郎郭曾炘將《明夷待訪錄》的思惟與改正獨裁包養 的精力聯絡接觸起來，指出兩者實在若合符契：“黃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年夜旨謂為君者不妥視全國為財產，而以年夜利無私；為臣者不妥躋身于仆妾，而以退役為務。其言近激而其理實至精。蓋平易近為國本，立君所認為平易近，臣亦佐君治平易近者……秦漢以降，惟務獨裁，君驕臣諂，平易近怨罔伸，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63]改正秦代以后獨裁之掉本是準備立憲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漢族年夜僚如張之洞、袁世凱等熱情于立憲，也確切有擴大臣下、處所權利以限制君權的內涵念頭。

必需要留意的是，即便是積極推進立憲的權要家數，也不成能贊成反動，所以支撐者在指出三人思惟合于立憲精力的同時，也特殊誇大他們與東方學說的差別。如嚴修奏稱：“近年有一種反動之袤說，乃略涉工具文者所襲取，實未一見宗羲之書。”[64]在支撐者的闡述中，三儒的學說既有助于今世之新政，又無悖于禮教之來源根基，所謂“博通時務，而實契合道心”[65]，對于等待既能完成政治變更、又不至惹起社會騷亂與文明淪喪的在朝者來說，恰是最適合的選擇。所以，他們盼望可以或許將三儒從祀孔廟，樹之風聲，以表白立憲之決計，同時也預防反動的流弊。

固然朝臣群情紛紜，無所適從，終極的決議權仍緊緊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支撐者的重要義務，就是壓服慈禧在“群言淆亂”的情形下宸衷專斷，以釋群疑。他們提出的重要來由，就是假如否決三人從祀孔廟，將使全國認為朝廷宣布準備立憲沒有誠意，滋長否決立憲的聲響，對憲政的奉行極為晦氣。郭曾炘說得很清楚：

邇者綸音迭下，憲政綱領次序遞次頒行，君上有統攬之治權，臣平易近亦有各盡之任務，務掃歷代沿襲之弊政，建萬世一系之洪基，該故儒所謂三代可復者將驗于本日……似不宜拘牽俗論，以議禮聚訟之故，而有出令反汗之疑，于憲政前程致多障礙。[66]

就是說，三儒可否得以從祀，與朝廷能否真心奉行憲政年夜有關系。當時，對于憲政、憲法，朝堂之上的否決之聲既不停于耳，江湖之中的鞭撻之詞又甚囂塵上，這時假如將學問、經濟與憲政各端若合符契的顧、黃、王三儒從祀孔廟，奉上神壇，必定可以“渙釋群疑”，表白朝廷立憲之決計，這也是三儒終極得以從祀孔廟的直接動因。

依據同時人的記敘，這些奏折遞上以后，“慈禧遍覽各折，意不克不及決，乃獨召詢張南皮。南皮堅請斷自宸衷，準予從祀，至是議始定。”[67]看來，三儒終極得以從祀，張之洞在此中起了要害性的感化。于是，就在正反兩邊交章爭辯的越日，上諭：“禮部會奏遵議先儒從祀分辨請旨一折，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68]

這道諭旨不單簡練得無以復加，並且并未明發，只是以“交片”下禮部，可謂輕率已極。時任軍機章京的許寶蘅在日誌中說：“舊日此種從祀視為至重儀式，均系明降諭旨，今乃僅以交片下禮部，殊非故事。”[69]以往的此類上諭，都要先簡述一下先儒的成績，羅列從祀的來由，此次之所以全都避而不談，很能夠是由於爭辯太年夜，朝廷未便亮相的緣故。但于三儒的學術操行完整不置一詞，確切分歧乎此類諭旨的編製，無怪乎遭到胡思敬的諷刺：“以這般巨典，只以二語了之，全國讀聖旨者不知其所以從祀之故，頗疑三師長教師之配食，頗似晚世人才保薦得官也”。[70]

但三儒從祀與立憲有關，那時即有論者察看及此。《西方雜志》在報道此事之后評論說：“不雅王、黃之必待請旨，知部臣于《原君》等篇不無惴惴，樞府竟同意之，立憲前程，影響在是。”[71]執筆寫下這段評論的，恰是日后奠定中國明清史研討的孟森師長教師。[72]

結論

三儒從祀孔廟12 年后，前清禮部侍郎郭曾炘收拾舊篋，發明了昔時他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發而為詩。他先稱“梨洲倡平易近權，船山區種族，匹夫任興亡，亭林志尤卓”；又回想現在從祀時的爭辯：“禮官議從祀，抗疏紛抵觸”；以及本身的立場：“吾獨不謂然，反復再補牘”；接著以“魏公始扶漢”一句以曹操喻尚為清廷效率的袁世凱，“杜斷破群疑”則以杜如晦喻保持應將三儒從祀的張之洞，證明了當日請祀獲得了兩人的支撐；可是，三儒從祀一個月以后，光緒與慈禧接踵逝世往，三年后辛亥軍興，“詔墨猶未干，嗚呼舊社屋”，所以不只三儒“豚蹄何足歆”，並且“煌煌宣尼宮”也“行見茂草鞠”，令作者泫然淚下。[73]

郭曾炘的感歎也許只是遺老對逝往汗青迫不得已的追懷，可是以從祀先儒來拯救危局的假想確是清廷的一廂情愿。盡管這般，我們仍不克不及不認可，顧、黃、王得以從祀兩廡，乃是當局中頗具時期目光的人士試圖對認識形狀的神殿作出從頭設定以順應并推進新的政治變更的盡力。

顧、黃、王三儒的從祀是孔廟汗青上的異數。他們在理學上多有建樹，但都不是純潔的理學家。盡管顧炎武（有時也包含黃宗羲）被清代考證學追以為樸學的首創性人物，可是他們也不是純真的考證學家，并且，宋代以后的考證學者也歷來未被從祀孔廟。他們的學術廣博複雜，特殊是對很多“敏感”的政治題目都有本身光鮮的主意，更主要的是，這些主意被清末請求政治變更的人士（無論執政仍是在野）所汲取，他們也就在兩百多年以后成為士人的新偶像。他們不是純真的學問家，包養 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際有著本身的政治尋求。作為勝朝遺平易近，他們對新政權一直堅持分歧作的立場[盡管詳細行跡容有分歧] ，并把對外族統治的憤激之情化為對社會題目的奇特看法，所以他們既經常被“隱諱”，也不難被“建立”。

孔廟是認識形狀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統”與政治權利之間，有交集，有爭取，也有屈從。在顧、黃、王從祀孔廟前后所經過的事況的30年中，呈現過對他們能否可稱“傳經衛道”的質疑、對他們政治態度的避諱、對他們背后所代表的處所權勢的警戒、對士人言論的壓抑等等，可是情勢的變更逐步超出了這些障礙的原因，終極將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進兩廡。單就他們從祀孔廟的過程來看，在傳統的框“那你為什麼最後把自己賣為奴隸？”藍玉華驚喜萬分，沒想到自己的丫鬟竟然是師父的女兒。架之下——無論是傳經仍是衛道、無論是漢學仍是宋學、無論是包養 學問經濟仍是躬行實行——他們都分歧乎從祀的尺度，也是以被多次採納。可是，到了光緒末年的最后一次請祀，全部的政治和思惟氣氛曾經到達了衝破傳統的臨界點，這時三儒才獲取了最高統治者的承認。

清廷宣布準備立憲，是近代中國政治史上最包養 主要的事務之一，可是無論當權者，仍是普通權要及士人，對于清廷立憲的誠意和前程都有諸多疑慮，還有不少人或許出于學術態度、或許出于好處驅動，對峙憲及其他各類新政辦法持否決立場，改造遭受了來自各個標的目的的阻力，處于言論的漩渦之中。立憲的掌管者以為，在這種情形下對代表新型政管理念的先儒停止表揚，有助于表達當局對于奉行憲政的誠意，有助于打消各類貳言人士對政治改造的疑慮。而顧、黃、王三人在晚清的抽像恰好樹立在其政治主意的基本之上，這些主意又被說明為與某些傳進的新思惟“暗合”，甚至被看成中國早有此類思惟的明證，是以三儒的從祀也就被以為是政治變更的表征了。

可是那時社會情勢的復雜不容如許的簡略邏輯產生效率。在奉行立憲者的眼中，三儒當然是立憲派，但是在偏向反動者的眼中，三儒倒是不折不扣的反動者；在統治階級之中，孔廟還是思惟威望的象征，但是在趨新的士人中心，曾經逐步開端構成別的的、譜系也加倍復雜的神殿。將三位“新神”強行塞進“舊廟”，固然當事者有其內涵的邏輯，但他們所針對的“目的人群”的思想方法曾經不在本來的軌道上了，所以終極的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郭曾炘詩中所謂“邈矣三師長教師，遺書孰觀看”并不克不及懂得為三儒的著作真的掉往了讀者，而是人們曾經不再以從祀時的目光對待顧、黃、王了。

即便這般，我們仍可以從這個案例中看到，在面對政治劇變的時辰，認識形狀的象征可以調適到何種水平，甚至被寄予了推進新型政治體系體例順遂睜開的希冀。進一個步驟說，傳統的思惟資本自有其自我更換新的資料的才能與愿看，政治變更的掉敗也許更多地要從政治層面尋覓本源，而非一味回咎于思惟與文明的汗青傳統。

段志強，復旦年夜學汗青系博士研討生。領導教員葛兆光，包養 復旦年夜學文史研討院、汗青系傳授。

【注釋】

[1]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進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作》，噴鼻港圖書出書公司1996年版； 戶huawei：《晚清社會思惟變遷與圣廡的最后表演———顧、黃、王三年夜儒從祀風浪探析》，《社會迷信研討》2005年第2期；秦燕春：《晚明三大師從祀兩廡始末考》，《中國文明》第24 期，2007 年5 月； 陳勇勤：《光緒間關于王夫之從祀的爭辯》，《船山學刊》1997 年第1 期；戶huawei：《船山崇祀與近代湖湘處所文明建構》，《湖南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6期。

[2]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以后，親與其事的曹元忠應用在禮部任職之便，盡搜與此事相干的文件，編為《三儒從祀錄》4卷，現存手本躲復旦年包養網 夜學藏書樓。關于《三儒從祀錄》的內在的事務、編輯及傳播情形，以及筆者關于此事的考據，見段志強《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始末新考》，《史學月刊》2011年第3 期。

[3]趙啟霖：《重建湘潭學宮記》，《趙瀞園集》，岳麓書社1993 年版，第42頁。

[4]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493—5494頁。

[5]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第5606—5607頁。

[6]趙啟霖：《請將三年夜儒從祀孔廟折》，《趙瀞園集》，第4-5頁。

[7]拜見羅志田《清季保留國學的朝野盡力及其不雅念異同》，《近代史研討》2001年第2期； 郭書愚：《四川存古書院的興辦過程》，《近代史研討》2008年第2期。關于此次從祀事務中的“國學”闡述及其內在，筆者擬另文會商。

[8]趙啟霖：《請將三年夜包養 儒從祀孔廟折》，《趙瀞園集》，第5頁。

[9]陳勇勤：《光緒間關于王夫之從祀的爭辯》，《船山學刊》1997年第1期。

[10]胡思敬：《國聞備乘》第3 卷，“三師長教師崇祀”條，1924 年南昌退廬刊本，第14頁。

[11]關于從祀事務之外有關三儒合稱的考核，見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年夜儒考———兼說清初四年夜儒及五年夜儒的成員》，《明清人物與著作》； 夏曉虹《明末“三大師”之由來》，《眺望》1992 年第35期。

[12]這26 件說帖的原文俱見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3 卷。以為可以將三儒從祀的21 份說帖的簽名分辨是：（1）吏部（吏部尚書陸潤庠執筆）；（2）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趙秉鈞（平易近政部右參議吳廷燮草擬，署右參議汪榮寶參定）；（3）法部尚書戴鴻慈；（4）法部左侍郎紹昌、右侍郎張仁黼；（5）農工商部（農工商部丞參下行走道員袁思亮執筆） ； （6）總管外務府年夜臣奎俊、繼祿、增崇、莊山，上駟院卿英瑞，軍備院卿文煦，奉宸院卿書正；（7）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陳名侃；（8） 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9） 內閣中書王崧策； （10） 內閣中書馬士杰； （11） 翰林院庶吉人章梫； （12）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惠銘； （13）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鈁、京畿道監察御史沈潛（趙啟霖代作，見《趙瀞園集》，第6 － 8 頁） ；（14）掌浙江道監察御史儼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監察御史宗室榮凱、蔡曾源；（15）掌江蘇道監察御史貴秀、掌安徽道監察御史宗室瑞賢、掌安徽道監察御史葉在琦；（16 度支部福建司郎中閔荷生；（17）陸軍部主事吳以成；（18）陸軍部主事裘冕群；（19）法部主事王之范；（20）順天府；（21） 奏調郵傳部翰林院庶吉人章梫。未置能否的1 份說帖簽名是學部（學部左丞喬樹枏執筆）。主駁的4 份說帖的簽名分辨是：（1） 理藩部尚書宗室壽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順； （2） 內閣中書王在宣； （3）禮部郎中齡昌； （4） 法部主事梁廣照。加上張之洞所作，年夜學士世續、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三人簽名的一份合計27 件。

[13]陳衍：《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石遺室文集》第6 卷，《陳石遺集》上冊，福建國民出書社2001 年版，第479—480 頁。陳衍這篇說帖本是代榮慶所擬，但榮慶的立場是主駁，所以未為所用，見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師長教師年譜》第5 卷，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277] ，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 年版，第184—185頁。

[14]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底稿）第1 冊，復旦年夜學藏書樓躲，第115—116 頁。

[15]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退廬選集》，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443] ，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 年版，第167—182 頁。

[16]《法部尚書戴鴻慈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6 頁。

[17]《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18]《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3—4 頁。

[19]《法部尚書戴鴻慈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4—5 頁。

[20]光緒四年王夫之請祀被駁的來由，見郭嵩燾《禮部議駁明儒王夫之從祀文廟請飭部備案折》，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31—33 頁，原檔見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5529 /017； 光緒十二年黃宗羲、顧炎武請祀被駁的來由，見《年夜學士李鴻章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9—21 頁，此奏又見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 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038—2039 頁，以及《年夜學士額勒和布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25—27 頁，此奏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2 冊，第2067—2068 頁； 光緒二十一年王夫之請祀被駁的來由，見李鴻章等《奏為按照奏定則程會議具奏事》，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36—38 頁，原檔見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7174 /010。

[21]陳衍：《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石遺室文集》第6 卷，《陳石遺集》上冊，第479 頁。

[22]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第1 冊，第115—116 頁。

[23]《法部侍郎紹昌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8 頁。

[24]《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3—4 頁。

[25]《陸軍部主事裘冕群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2 頁。

[26]《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4 頁。

[27]《理藩部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6 頁。

[28]曾國藩謂：“[ 王夫之] 歿后，巨儒迭興，或攻知己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盡。師長教師皆以發之于前，與后賢若合符契。雖其著作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自力之正人已。”見曾國藩《船山遺書》序，王夫之：《船山遺書》第1 冊，同治四年金陵節署本，第1 頁。

[29]《法部主事梁廣照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22—23 頁。

[30]《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三，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1596 頁。

[31]《禮部郎中齡昌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20—21 頁。

[32]《內閣中書王在宣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6—20 頁。

[33]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75 頁。

[34]《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準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345—347 頁。

[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陳言不成等閒改造官制呈》，《清末準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31—436 頁。

[36]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78 頁。

[37]《吏部主事胡思敬陳言不成等閒改造官制呈》，《清末準備立憲檔案“那就觀察吧。”裴說。史料》上冊，第433 頁。

[38]《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清末準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346—347 頁。

[39]《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清末準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347 頁。

[40]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80 頁。

[41]《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5 頁。

[42]《掌江蘇道監察御史貴秀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5 頁。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一山文存》第8 卷，第372 頁。

[44]《禮部侍郎張亨嘉擬奏》及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5 頁。

[45]《禮部郎中吳國鏞擬奏》及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5—18 頁。

[46]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均有說帖同意三儒從祀，而此次又伴隨畫諾，這本是實行那時的正常法式，不克不及將他們認定為所謂“主駁派”的成員。戶huawei即以為：“以禮部尚書溥良為首，郵傳部尚書陳璧、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包養網 名侃等擁護，構成了駁黃派”[ 見戶huawei《晚清社會思惟變遷與圣廡的最后表演———顧、黃、王三年夜儒從祀風浪探析》，《社會迷信研討》2005 年第2 期，第138 頁] 現實上，不只陸潤庠、陳名侃曾經有同意從祀的談吐，也沒有證據表白溥良和陳璧是三儒從祀果斷的否決者。

[47]《禮部郎中吳國鏞擬奏》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8 頁。

[48]《軍機年夜臣世續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49]《軍機年夜臣世續等說帖》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50]《明夷待訪錄》對于孟子、方孝孺等先哲思惟的繼續，以及它與同時期人物如東林黨人的共通之處，早經學者指出。拜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惟史》，遼寧教導出書社1998 年版，第548—566 頁；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惟史》，西方出書社2008 年版，第436頁；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及島田虔次為此書所作的序，李慶、張榮湄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 年版。

[51]孫家包養 鼐在光緒十年對黃宗羲、顧炎武從祀的支撐，見《翁同龢日誌》第4 冊，光緒十一年仲春五日條，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1978—1979 頁； 孫家鼐與翁同龢聯名上奏的奏折見《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27 頁，原折見中國第一汗青檔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5543 /021。《清史稿?孫家鼐傳》及《清史傳記?孫家鼐傳》亦有記錄，不外時光有誤，詳細辨正見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進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作》，第93—94 頁。[52]關于曹元忠草奏之前，先探得孫家鼐意旨的細節，見涵秋[雷瑨] 《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師長教師從祀記》，上海《文藝雜志》，1915 年第8期。

[53]《禮部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3 頁，此奏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5 冊，第5993—5994 頁。

[54]《禮部奏》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3頁。

[55]好比章太炎就斥其“不為佐蒼生，亦不為保乂國度，惟擁戴皇室莊嚴是急”，并舉其“廢疾”六條，稱“虜廷之疾已逝世不治，而欲以憲法療之，憲法之疾又逝世不治”，見章太炎《代議然否論附虜憲廢疾六條》，張枏、王忍之編：《辛亥反動前十年間時論全集》第3 卷，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 年版，第100 頁，原載《平易近報》第24 期（1908 年10 月） ； 又有論者謂其有“悖公理、昧法理、反現實”三條年夜謬，只不外以憲法之名掩飾獨裁之實罷了，見蓀樓《憲法綱領芻議》，同上書，第3 卷，第678—693 頁，原載《平易近聲》第1 期（1910年5 月）。

[56]《年夜學士孫家鼐奏附片》，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7 頁。

[57]《立憲紀聞》，原載《西方雜志》姑且增刊《憲政初綱》，轉引自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材料叢刊?辛亥反動》第4 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57年版，第15頁。

[58]《建立資政院派溥倫孫家鼐為總裁并會同軍機年夜臣擬定院章諭》，《清末準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606 頁。

[59]僅以光緒三十四年七月為例，一個月內就有各省士平易近、請愿代表及準備立憲公會等共七批經由過程都察院呈遞了請求速建國會的請愿書。見韋慶遠《清末憲政史》，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93年版，第246—247頁。

[60]《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徐定超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卷，第8頁。

[61]《學部侍郎嚴修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3頁。

[62]胡玉縉：《題顧師長教師祠卷子》，《許庼遺集》第1 冊，第67頁。

[63]郭曾炘：《請特準將故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并從祀文廟折（又附片）》，《郭文安公奏疏》，郭則澐編：《侯官郭氏家集匯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99），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年版，第1277頁。

[64]《學部侍郎嚴修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5頁。

[65]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第1冊，第113頁。

[66]郭曾炘：《請特準將故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并從祀文廟折[ 又附片] 》，《郭文安公奏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99），第1278頁。

[67]涵秋[雷瑨]：《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師長教師從祀記》，上海《文藝雜志》，1915年第8期。

[68]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 頁，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第5994頁。

[69]許寶蘅：《許寶蘅日誌》，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04頁。

[70]胡思敬：《國聞備乘》第3 卷，“三師長教師從祀”條，第15頁。

[71]《年夜事記》，《西方雜志》第5卷第10期，1908年10月25日，第90頁。

[72]孟森：《孟森政論文集刊》，中華書局2008 年版，第154頁。關于孟森在這一時代的運動，可參看該書媒介。

[73]郭曾炘：《檢裴母伸手指了指前方，只見秋日的陽光溫暖而靜謐，倒映在漫山遍野的紅楓葉上，映襯著藍天白雲，彷彿散發著溫暖的金光。舊篋見前議三儒從祀孔廟疏稿感賦》，《西方雜志》第17 卷第16號，1920年8月25日，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