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縱即逝的快樂

【连线代表委员】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长港镇峒山村考察时强调，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峒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包養主任占志启代表对此深有感触。十多年来，峒山村牢记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村60%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赚钱、顾家两不误。而在十年前，村里70%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占包養志启代表说道，峒山村用产业鼓起村民的腰包，让村里的人气旺起来；建成千亩武昌鱼基地、百亩樱花园、十里水杉林等，打造栖客、云景、嘉禾等22个生态农业基地，成功创建全国生态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

“我们改包養網 花園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容靓起来、乡愁气息浓起来。目前，峒山村做到了雨污分流、管网入户，全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100%，生活垃圾转运覆盖率达100%。”占志启代表介绍，峒山村对原有的400多户民居进行修缮，修旧如旧，并逐一将6棵古树、30余栋老屋、4口古井、100余件古物等登记造册保护，让乡土文化和绿色生态有机融合。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全域包養推包養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绘就乡村振兴的峒山村画卷。”占志启代表信心满满。

这是3月1日拍摄的黄河宁夏段（无人机照片包養）。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黄河宁夏段冰凌消融，成群的候鸟在黄河滩涂嬉戏、飞翔，与碧波潋滟的包養黄河构成一幅生态美景图。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包養網<包養網比較  1  2  3  4  5包養網比較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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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青春没收入

她被束缚在没有爱的“家”里

回到南宁后，蓝先生帮周女士安顿了生活，就回武鸣了。只有在需要周女士时，蓝先生才会从武鸣到南宁市中心与她约会。周女士说，她原本想回酒店工作，但酒店方面说包養行情她辞职后已经又招了新员工接替了她的工作，她没能再到酒店工作。

没有人介绍，周女士几乎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她只能靠蓝先生接济。她原本只是想依靠蓝先生，但没了工作，她对他变成了依赖。蓝先生每月给她几百元基本生活费用，对她平日的生活从不过问，只有在到南宁约会时，他们才会聚在一起说说话。蓝先生一走，周女士又陷入了孤独当中。蓝先生每月给的钱包養網，付完房租之后就没剩多少了，周女士只能到处打零工，给别人做清洁家政赚外快。“我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家，可又重回到最初的孤独和绝望当中，特别难熬。”周女士说，蓝先生只有在需要时才找她，其他时间从不理她，这让她内心很不安，两人还经常为此吵架。

为了安抚周女士，2015年，蓝先生在南宁买了一套房，一起去看房时，蓝先生说会在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当房产证拿到手之后，周女士才发现，房产证上只有蓝先生的名字。蓝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不管写谁的名字，都是给她住的。但他也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房子就归她住。

从2007年认识到现在，周女士和蓝先生已经纠缠10年，在包養網这10年里，蓝先生以前说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对她现在的状况也漠不关心。周女士说，她知道蓝先生不可能给她婚姻。去年，她想离开蓝先生，蓝先生也没有丝毫挽留，只是对她说，如果她去找别的男人，那她必须搬出现在的住所，如果继续跟他，这房子继续给她住。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控制我，以前他让我辞职，我没有收入包養網，他就每月给我点钱；我没了住所，他又拿这套房子来套住我。”周女士说，她很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因为自己包養想要找一个依靠的念头太强烈，结果自己变成了一个只能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她在老家隆安有房子，但她没脸回去住。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她更没勇气回去了。

周女士现在每天拼命地工作，在很多家政公司求职，只要有活干，她就出工。周女士说，她就是想多挣钱，哪天自己有能力租房子住了，她就搬离那里，过自己的生活。

　　制图：蔡华伟

两孩妈妈敖元淑

社区帮我找了离家近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杨文明

1986年出生的敖元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儿子出生4个月，她就开始出来工作——“不工作，尿不湿的钱哪来？”

尽管老公每天熬夜去工地打工，但因为孩子的到来，敖元淑觉得2017年很幸福。丈夫每天200块钱的打工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老二太小，敖元淑既想照顾孩子，又不得不找份工作。“幸好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为我提供了过渡性就业辅助，上班的地方离我家步行也就两三分钟，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关键上班的时候可以带孩子。”

敖元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连心公益互助店里服装、鞋子的清理、销售。这些衣物来自热心人士的无偿捐赠，低价销售给有需要的人。“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也就10元左右，多了每天能卖200多。”

大多数时候，她都会背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去附近的户外劳务市场售卖衣物。“最近太冷了，孩子手脚都皲了，就带着孩子在店里，每个月能领到1000多补贴，对家里帮助也挺大。”

敖元淑的家乡在贵州盘州，小学毕业后来到昆明打工，如今已经有15年，昆明是她第二个家。“但终究要回去的，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们还要回去照顾老人的。”

敖元淑爱笑，却也不是没烦恼：“老大英语不太好，本来想给他报个英语辅导班，但太贵负担不起，就想给他买台电脑自己学，但钱不够只能等明年。”

敖元淑的2017，她说，总体上挺幸福。

编者按：2017年正在向我们挥手作别。每个人的2017年，都有着别样的故事与回忆。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年来，大伙儿都过得怎么样？衣食住行有啥变化？是否有充实的获得感？对于来年和今后，又有哪些期许？本版与本报“碰碰词儿”工作室合作，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盘点2017，展望2018。

农村小伙孟宝磊

城里也能有咱的一个家

王汉超 霍亚平

“新车到手啦，第二个愿望终于实现。”手拿新车钥匙，孟宝磊格外高兴，这是今年他送给自己的第二件“礼物”。

7年前，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村小伙孟宝磊从部队退伍，只身一人来到郑州，“没活干的时候穷得啃馒头、喝凉水，有几次都想回老家，但混不出个样子咋有脸回去见爹娘？”忆往昔，他百感交集。

靠着农村孩子的勤快和憨厚，孟宝磊被郑州的一家舞蹈学校看中。因为能力突出，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做管理层的工作，包養他十分珍惜，所以干得很卖力。

工作稳定，收入不错，2016年春节，亲戚朋友都张罗着给孟宝磊介绍对象。他与一个女孩相处甚欢，但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家长一打听男孩没房，便让女儿撤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想要在郑州成家立业，我必须买一套房子。”今年年初东拼西凑，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这是他在郑州送给自己的第一件“大礼”。手捧新房的钥匙，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农村娃，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个城市会有我的一个家。”

简单装修，他把母亲接到郑州和自己一起住，“有一次我出差很晚了才到家，看到母亲做了一桌子饭菜等我，我觉得特别幸福。”对于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孟宝磊来说，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谈及2018年的愿望，孟宝磊笑了：“30岁还单身，希望能早日遇见她，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

创业青年李蔚然

回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0包養網比較8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李蔚然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从深圳到非洲、拉美，一干就是8年。8年后，他放弃百万年薪选择回到云南。他说：“这算是回归吧。”

回归的是家庭。“过去在国外跟国内有时差，和家人联系特别不方便。”回到云南，李蔚然终于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我和妻子在计划要小孩，回到国内，照顾起来更方便。”

回归的是家乡。回到云南，李蔚然将创业的方向选定为高原特色农业。“家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资源，农民生产了这么好的绿色产品，我想将他们的产品和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市场包養联系起来。”

回归的更是梦想。“回来后，终于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单纯地完成工作。”因为创业，回到了家乡的李蔚然能陪伴家庭的时间依然有限，他说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在没有电话信号的村庄，“创业选择了做农业，总得了解农产品市场。”

“创业需要人才，在永胜招募足够数量合适的人才很难；但再难，我也希望带动家乡的发展。”尽管现在更多时间待在丽江市永胜县，李蔚然坦言自己未来可能还是会把公司部分业务放在昆明。“等事业相对稳定了，还是希望多在昆明陪伴妻子，毕竟未来还要考虑孩子教育。”

旅游达人赵晶晶

两条地铁线直通家门口

王汉超 霍亚平

今年是赵晶晶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河南郑州老家工作。“过去的一年，太多变与不变，但我的生活依然美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赵晶晶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交通变了。这两年，郑州两条地铁线路直通自己家门口，还有7条地铁开工建设，“郑州城区三环全程高架，上下班也不太堵车了，周末坐上城铁去开封鼓楼吃夜市，再坐郑徐高铁到南京看看，去上海外滩转转，别提多得劲。”

环境变了。过去冬天一到，“天天不开窗，出门戴口罩”。在赵晶晶看来，“这两年的蓝天明显多了，尤其是今年冬天，有时候天蓝得像一幅画”。

观念变了。今年，赵晶晶带薪休假领着全家去了趟越南旅游，“白天我们在大海边漫步，晚上躺在沙滩上看星星。”赵晶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除了孩子的教育和日常的消费，还能存三四万。“消费观念不一样了，有假期我们就全家出去旅游。”

家乡一直在变，赵晶晶既兴奋又心安，因为家人、朋友和同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没变的亲情和友情，让她感到温暖。2018年，赵晶晶的愿望是给父母买一套房子。“希望房子周边的交通便利一些，医疗方便一点，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想让他们安心地度过晚年。”

手机维修师李刚强

上月到手就有一万九，哈哈

本报记者 巩育华

2017年对“北漂”李刚强来说，可谓幸运年——他的收入再创新高，光上个月到手就一万九；今年38岁的他还当了爸爸，朋友们打趣他“老来得子”，他一脸憨笑，看得出很幸福。

李刚强，陕西人，来北京13年了，先是在手机公司做手机维修，今年3月加入闪修侠，满北京跑，上门修手机，“比以前赚得多，也更奔波，没办法，赚奶粉钱嘛！”他笑声爽朗，“我的业绩一直全国前五，手艺好，没办法，哈哈。”用户喊他“大侠”的时候，他最受用。没单子的时候，他就在地铁里找个角落坐下，“打打游戏，或者和儿子视频，这一小会儿属于我自个儿。”

添了孩子，李刚强家今年开支不小。他把妻儿送到山西丈母娘家，隔几个月看望一次。当孩子隔着屏幕，突然学会叫爸爸的时候，是他今年最开心的时刻，有点想落泪。

李刚强说，现在上医院也方便，老家有合作医疗，在北京能走异地医保。但他平日还是很注意，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出门看天气预报，他开玩笑说“惜命”，但其实是不想耽搁，“钱基本够用，但有30万存款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

包養“北漂不是我们的梦想。”说起房子，李刚强有些遗憾。2006年，同事撺掇他去燕郊买房，他一犹豫就再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列车。李刚强2018年的心愿是在西安买套房，“我父母在西安，等孩子上小学了我们也回西安”。

钟情网购的韩屹

最感谢的人是外卖小哥

本报记者 孟思奇

刚刚过去的“双12”，北京姑娘韩屹的战利品又堆成了小山。和“双11”相比，她稍微克制了一些，这次“只买了七八件东西”。

不光在购物节，韩屹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捧着手机买买买。韩屹每天5点半下班，回到家第一包養網件事就是叫外卖。她知道怎么订餐才能抢到最大的红包，哪个平台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慢慢地，她成了所有外卖平台的VIP用户。

2017年，韩屹最感谢的人就是外卖小哥。过去外卖不发达的时候，韩屹也做饭。有了外卖，她每个月做饭次数几乎为零。韩屹的办公室在3层，没有电梯。有一次，外卖员迟到半个多小时，还打电话让她下楼去取，韩屹挺生气，说：“去不了，你送上来吧。”当外卖员气喘吁吁地把餐递到韩屹手里时，她才发现外卖员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我就后悔了。”

从此，韩屹每次取外卖都自己下楼，刮风的时候给他们几块钱小费，天气热的时候给他们带杯水。

明年，韩屹的目标是有个健康的宝宝。所以，她最近减少了叫外卖的次数，一是为了节省开支，二是练习做饭，为当妈妈做准备。不过，她也觉得当妈是个挑战，过去帮同事网购母婴产品，总觉得质量参差不齐，“挂个婴儿两字就价格高几倍。”她希望将来婴儿产品能够有统一的价格标准和更多的监管，让自己买买买时更安心。

　   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　题：龙先兰“成名”史

　　新华社记者丁锡国、张玉洁

　　4月17日，作为学员代表，十八洞村村民龙先兰走上当地一所大学承办的培训班开学典礼发言席。他要在这里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龙先兰打开蜂箱清理掉落的蜂巢。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今年34岁的龙先兰，读到小学就辍学了，是这个“明星村”精彩故事的“戏眼”。取材于这里的几部艺术作品中，没有“龙先兰”的名字，但都有他的影子。许多创作者试图通过讲述他的故事，展现一个特殊群体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艰难历程。

　　恶名

　　龙先兰最轰动之举，是硬闯副省长主持的会场。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贫困群众，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那一年，全村人均收入1668元，近六成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这是4月15日拍摄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梨子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1个多月后，花垣县委派出的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进村第4天，湖南省一位副省长前来调研，正向扶贫队队长了解情况时，突然，龙先兰喷着酒气，闯进会场，嚷道：“省长，扶贫队来了，可我还没饭吃，没老婆！”

　　总书记到村子的时候，龙先兰正在外地打工。他猜想，这次一定可以分到很多钱，便匆匆赶回村子。没想到，回村待了些日子，连一分钱也没到手。干脆，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龙先兰啥都不怕，因为，他啥都没有。

　　他是孤儿。原本，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妹妹。但从他十二三岁起，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母亲改嫁，她实在无法忍受爱喝酒、爱骂人的丈夫，儿子多次哭着劝她别走，可没能改变她的去意。1年后，父亲病故。又过了2年，妹妹意外溺亡。

　　母亲离去，龙先兰成了“野孩子”。父亲去世后，便彻底没有了管教。失去妹妹，他的世界一片灰色。他开始封闭自己，也在伤害自己。十六七岁的孩子，开始像个大人喝闷酒。有酒，他必醉，醉后，不管什么地方，倒头就睡。只要手里有点钱，就买肉吃、买酒喝。花光了，就向别人伸手借。邻居们经常能听到他歇斯底里地喊着什么。

　　村里人都知道，他心里苦，可怜他，又气愤于他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许多村民躲避他。提起他，有些人就摇头，村干部就头痛。

　　2014年，村“两委”决定，集中使用产业扶持资金，发展猕猴桃产业。他对一些村民说：那是骗人的，上级拨下来的钱，都让当官的吞了。气得村党支部书记差点和他动手。

　　“我怕醒过来，一醒就烦。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为什么我没人疼没人爱？”龙先兰说，“那个时候，我是一堆烂泥，一文不值。”

　　正名

　　龙先兰闯进会场，副省长让他带路，到家里看看。屋顶多处瓦片破了，雨水漏进屋子，砸出10多个小坑，地面上长满青苔；碗筷、衣服、鞋子、袜子堆放在一起。

　　看了一圈，副省长说：“小伙子，你身强力壮，长得这么精神，为什么没有饭吃、没有老婆？我给你找到原因了。因为你懒。”

　　副省长特意嘱咐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像这样的重点人物，要重点关注。

　　扶贫队5名队员和5户生活最困难、工作难度最大的村民一一结成了对子。龙先兰成为队长的帮扶对象。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包養網價格村，龙先兰一家在做早餐。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包養網摄

　　龙先兰时年27岁，在当地人眼里，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当时，全村有30多个“光棍汉”，扶贫队把他们的“脱贫”“脱单”问题一块放在了心上。

　　2014年，重庆秀山县一个女子嫁到了十八洞村，她有个表妹，也愿意嫁过来。龙秀林就想把龙先兰和她撮合撮合。本以为小伙子比较帅气，又点了头，事情会八九不离十，没想到被女方拒了。媒人传回话说，女方嫌他又穷又懒，还没有父母。

　　龙秀林一听来了气：“谁说他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就是他的大哥！”

　　这话，龙先兰听到了，但他一点也不相信，觉得龙秀林只是随口一说。

　　当年除夕，龙先兰跟着龙秀林到了他父母家，一大家子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热热闹闹吃了团圆饭。临走，龙秀林的母亲还给他带上二三十斤腊肉、香肠，又硬逼着他收下1000块钱红包。

　　这是2020年10月25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拍摄的龙先兰一家。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龙先兰流泪了，跪在地上给老人磕头，多年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娘！”

　　村里人很快知道，龙先兰是扶贫队队长的兄弟了。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在扶贫队安排下，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种植技术。他是学习最认真的学员。学习完他想创业，但没有本钱。还是龙秀林出钱，帮他在县城租了一处农贸市场的门面卖鱼，但生意做了1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龙先兰着急，又到长沙等地打工。直到有一天，他接到龙秀林的电话：“回来吧，学习养蜜蜂，这个可能适合你。”

　　十八洞村群山环绕，蜜源多，质量好，但村民不会养蜂。龙秀林牵线，让龙先兰跟着外地的养蜂大户学习，又协调贷款2万元。靠养蜜蜂，他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元。

　　“开始那一段真不顺利，但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干，大哥都给我出主意，支持我、帮助我。”龙先兰说。

　　美名

　　“孤儿不孤全村个个是亲人；贫困不贫苗乡处处见精神。”

　　龙先兰家门上大红的喜联，从2017年年初成婚那天起，一直挂到现在。

　　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回到十八洞村看望龙先兰一家，手中抱着龙先兰的女儿龙思恩（2020年10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扶贫队进村后，发动村民搞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劳务输出、苗绣……全村人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变好，“光棍汉”也在陆陆续续“脱单”。

　　2015年下半年，扶贫队组织了一场相亲大会。龙先兰不爱说话，又没有才艺可展示，一口气做了18个俯卧撑。邻村姑娘吴满金动了心，两人当场牵了手。可姑娘的妈妈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的娘家是十八洞村的，了解他的底细。

　　龙先兰很受伤。龙秀林劝他：“你现在是能赚点钱了，但你原来那些坏毛病一年半载能改掉？人家不相信，可我相信你。你把养蜂的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年底我和你嫂子去做满金家的工作。”

　　龙先兰（左一）和吴满金（左三）婚礼现场（2017年1月摄）。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龙先兰、吴满金的婚礼是一场十里八乡都不曾有过的热闹婚礼。县里领导、扶贫工作队、全村人都来道喜祝贺。看着满脸幸福的一对新人，不少老人直抹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可怜又“扶不上墙”的孤儿能有今天。

　　2016年，十八洞村脱贫摘帽，成为“明星村”。龙先兰浪子回头，成了新闻人物，多次登上荧屏和舞台。许多人希望听到他的故事。

　　目前，养蜂是龙先兰主要收入来源，每年毛收入在40万元左右。2019年，他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之后，又买了吉普车。

　　去年，龙先兰在村边峡谷里建设了一处游泳池。受疫情影响，当年收入只有几万元，但通过旺季时1天1000多人的客流量，他仍然看好这个新项目。

　　“冬天要有冬天的事做，夏天要有夏天的事做。”龙先兰说，“我现在有女儿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去年3月，龙先兰当包養了父亲，女儿取名龙思恩。

　　如今，儿时的伙伴都羡慕他、佩服他，羡慕他的幸福日子，佩服他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2020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增长到18369元，是2013年的11倍。“光棍汉”脱了贫，绝大多数也脱了单。在今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十八洞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十八洞是精准扶贫的‘示范’，也要力争成为乡村振兴的‘模范’。”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崔磊磊

民政部近日召开全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情攀比、低俗闹婚、拜金盛行、道德滑坡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不但成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绊脚石,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影响婚姻家庭和谐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民政部提出推进婚姻礼俗改革,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恶俗婚俗成因亟待厘清

对于目前婚俗中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一直在着手治理。

2016年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看法。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婚俗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遏制,关键难题在于它是个“软问题”以及社会已经高度分化。“软问题比较难用硬办法解决,因为硬办法很容易‘越界’。比如彩礼问题,不论双方在主观上有多么不情不愿,但从客观上来看,双方都是你情我愿的,否则这婚就结不成或不结就行。对于这种情况,恐怕无法简单化处理和对待,更别说硬办法了”。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则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婚俗包養问题改革的背后,要弄清楚天价彩礼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这是由一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支撑的,当这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时,用任何制度、法律都无效。

在董磊明看来,天价彩礼等婚俗问题长期以来难以遏制,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男女比例不均衡,男多女少。从社会阶层来看,女性更愿意嫁给条件更好的人家,而且男性很大程度上很难找到比自己条件好的女方,往往就会出现山区嫁到平原、农村嫁到城市、小城市嫁到大城市的趋势。女性本来就少,而且还包養出现向上游加剧流动的现象。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发展,大量女性进入城市。

第二,农村出现经济分化。彩礼表面上是丈母包養網娘决定的直观结果,但背后是整个农村出现的经济分化。彩礼价格实则是较富裕阶层制定出的标准,也就会形成经济中等、中下等的家庭疲于奔命,经济底层的家庭被淘汰的问题。

第三,中国家庭的特性是代际关系紧密,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对儿子负“无限”责任,儿子结婚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彩礼大部分也都是父母负责,这些彩礼钱都是通过代际接力(三代人)积攒下来的,因此存在“榨取”的空间。中国区域差距大,有些地区父母对儿子负“有限”责任,代际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彩礼价格相对较低。

“在这样的结构上,通过改革、法律调节是无法解决的,除非改变上面三个结构,才会有所成效。”董磊明说。

能否通过立法遏制乱象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记者进行的线下以及线上调查中,总共有98名受访者给出答案,其中只有8.66%的受访者表示听过,绝大多数受访者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在北京某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对记者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包養平台推薦

“但是,如果不从立法层面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纠纷中,有人包養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就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彩礼在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赵晓雪说。

在采访中,也有民众提出,能否对婚俗中的相应问题通过立法进行规制。

对此,刘燕舞认为,法律不宜过分介入其中。因为法律的过分介入不仅是弱化婚姻表达情感因素的问题,而且从法理上说,婚姻消费中的项目涉及婚姻双方的私有财产,有的男方愿意买更好的房子、送更高的彩礼给女方,而且这些用于买房和支付彩礼的钱都是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如何通过立法去禁止?在一个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这可能也是法律在法理上将会遭遇的困境。

对此,曾有地方尝试一个办法,即利用农村基层组织,把办婚礼的流程、彩礼数额等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来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给予规范。

对此,董磊明的看法是,在很多地方,红白理事会是个虚幻的存在。对于“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这一要求,或许还能起到有效作用。可是,对于彩礼这一私人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的市场规律存在,所以红白理事会调节彩礼价格是很难的,而且相关负责人也很难干预、很难操作。

“这种做法要给予肯定。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和风向标,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落实起来肯定会遇到难题,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导而形成村规民约也只能是‘软办法’,对于‘软办法’,效果只能因人而异。”刘燕舞说,国家应该大力地倡导文明的婚姻消费。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抑或各种新媒体,特别是那些相亲节目,这些传播渠道具有公共性和导向性,不能为炫耀性的婚姻消费和恶俗、庸俗的婚俗提供宣传平台。同时,可以探索通过法律规制那些与婚姻消费有关的公司。比如,部分房地产公司打出“你离丈母娘就只有一套房的距离”“有房就可以叫丈母娘,没房你只能喊阿姨”等广告语招摇过市,这些是典型的践踏公序良俗。发力的方向应该在这方面。

有助于缓解育儿家庭负担的陪产假，在一些地方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陪产假有了，“奶爸”们休上了吗？

专家建议，增加休假强制性，期间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减轻企业负担

“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了，媳妇每次的产假和假期工资都能保证，我却从来没休过陪产假，公司没人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休。”日前，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周先生告诉记者，公司里和自己同类情况的“奶爸”有不少，但很多男职工不仅没休过陪产假，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随着多孩家庭的比例上升，陪产假怎么休，能休多久，如何能顺利休上，成为许多职工关心的问题。

有假不敢请

自去年8月国家出台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增设包養網或延长男性陪产假就是其中一项。记者梳理发现，各地修订政策后男性陪产假天数包養網在15天～30天不等，多地为15天。

“陪产假有助于缓解育儿家庭的负担，使男性更好地参与到育儿过程中。”谈及陪产假设立的初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说道。

暨南大学教授卢馨的课题组，通过对110多个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带薪休假是目前各国应用最广泛且行之有效的措施，其次分别是津贴补助、托育服务、保障就业权益、税收减免。

目前，陪产假这项制度在企业中已经有所覆盖。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2上市公司人才需求及发展环境报告》显示，上市公司招聘规模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快速恢复，招聘薪资和福利均有优势，其中男员工陪产假覆盖率为87.5%，高于非上市公司5个百分点左右。

但在现实中，许多男员工却没有享受到这一福利。北京市总工会此前开展的调研显示，41.78%的受访职工没有休过陪产假，39%的受访职工不知道单位是否提供陪产假。虽然有些职工知道单位有陪产假，但担心影响工作主动选择不休，其比例达到64.53%。

在采访中，不少男职工表示，他们不敢请陪产假，选择以请年假、事假、加班倒休的形式来陪护妻子和婴儿。“媳妇坐月子期间，即便有月嫂，家里也总要有个人来协调，请假是必然的。”去年刚刚荣升“奶爸包養”的郭先生告诉记者，他当时用的是自己的年假。“因为公司没人以这个名义请假，自己也担心休陪产假会影响收入和考评晋升。”

谁来支付假期工资

在沈建峰看来，职工有假不敢请、企业不愿批的原因之一，在于“假期期间的工资由谁支付”。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而男性的陪产假工资，则由企业支付。企业的负担增加了，男职工请陪产假的积极性也会降低。”沈建峰说。

3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陪产假相关法律案例。一则案例显示，公司主张员工已休陪产假不再享受年假缺乏法律依据，判决向员工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另一则案例中，企业已向员工支付了未休陪产假期间的正常出勤工资，员工要求企业额外支付未休陪产假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

针对陪产假期间的工资支付问题，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总工会提交的界别提案就呼吁，将职工休陪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改为“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减少用人单位经济负担。

此外，记者注意到，产假和陪产假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不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位阶上，也体现在对企业的违法惩罚程度上。

产假被明确写入劳动法，“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陪产假则不然，目前各地陪产假规定体现在省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不同省份对这一假期的称呼也不同，有的称为“陪产假”，有的则称为“护理假”。

沈建峰表示，在现有法律法规架构下，即便用人单位未批准男职工的陪产假，相应的违法成本也较低，这使得男职工即便提出陪产假诉求，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权益维护。

“刚性”还应增强

除却工资支付问题，专家认为，陪产假是否“刚性”，休假天数和相关待遇是否统一，也影响着陪产假的实际落地。

“陪产假的设置，使得男女职工在生育休假问题上能够被均衡看待，有助于减轻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沈建峰说。

但在调研中，沈建峰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企业允许男职工将未休的陪产假挪给女方，作为增加的产假。“这样反而容易加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与陪产假的设置初衷相背离，应增加陪产假的强制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卢馨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在她看来，男女产假和陪产假天数差异的增加，会导致男女职工因生育对工作造成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拉大。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各地陪产假天数不一、待遇不一。例如，北京市规定“男性职工享受陪产假十五日”，湖南省规定“配偶护理假时长为二十日”，而河南省则规定“给予其配偶护理假一个月”。在待遇上，有的省份将陪产假“视为出勤”，有的则规定“照发工资，不影响全勤”。

“各包養網省规定文字表述上的不同，给企业留下了操作空间，可能会影响职工的全勤奖、年终奖等待遇。”在沈建峰看来，各地规定的差异化不利于制度的落地，陪产假的长度设置应与产假模式类似，即全国的天数和标准相对统一，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有一定浮动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陪产假是男性求职时看中的待遇之一。

“现在，许多求职者都会询问公司的陪包養網比較产假规定，特别是30岁左右的男性求职者，其中不乏公司打算引进的骨干人才。因此，公司不仅把陪产假作为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也把这个作为招聘时的一项竞争优势。”在北京一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丁先生告诉记者，“企业设有陪产假制度，更容易吸引人才。”（记者 赵昂）

新华网昆明2月25日包養电（罗春明 张玛睿 李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是一项重要工作，推动乡村振兴，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家园。

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不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环境大变样。年初，新华网采访团队实地探访了楚雄州多地的乡村，看见了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下的功夫，读懂了其中的“门道”。

紫溪彝村（1月3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眼前，不止有花盛开

“村里变化太大了，这样好的环境，让我在老家待一辈子都行。”楚雄市紫溪镇宋村村民宋佳兴说。今年25岁的宋佳兴打扮十分时尚，过去他的形象与村里脏乱的环境格格不入，如今闲来无事，他也乐意出去逛逛，还开起了家庭客栈。

宋村党支部书记朱国祥看到像宋佳兴这样的年轻人愿意回来，感觉自己这几年的工作没白干。近年来，宋村持续开展庭院增绿、增美、增畅、增亮，在建筑包養物墙面、阳台、屋顶等开展立体绿化美化，打造有绿态、有绿韵的美丽新民居。“不仅如此，我们还充分利用闲置地块进行美化绿化硬化，给村民打造‘山水田园画’。”朱国祥说。

宋佳兴儿时村庄照片与现在村庄环境对比（1月3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采访间隙，宋佳包養平台推薦兴找出一张自己儿时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站在一块长满杂草、似是泥泞的土坡上。“小时候，雨天要趟着泥水去读书，街上垃圾多。现在，你让我再找照片里这种地方，根本找不到了！”宋佳兴说。

鲜花，不止盛开在一处。“我们村以前到处污水横流，垃圾多！”牟定县江坡镇江坡大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加新毫不避讳地说。而今，王加新有了底气，江坡大村不仅处处干净美观，鲜花在路旁和院子里盛开，还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融入人居环境整治中，村子有了特色和生气。

走进江坡大村包養村民张国良的家中，便会被院子里满满的鲜花与果蔬吸引。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张国良带头拆除了自家的旱厕和猪圈，改造成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过去我哪有心思种花？后来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我就想跟上村里的步伐，现在这些花越看越喜欢了！”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张国良，没想到自己在退休后又“浪漫”了一回。

江坡大村特色的村内美化工程（1月4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乡村，藏着诗和远方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楚雄州级财政安排资金600万元用于奖励评价结果排名靠前的3个县市，安排州级资金851万元用于43个“千万工程”示范村创建。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库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212个，总投资19329.59万元，谋划储备2024年度“千万工程”项目86个，计划投资21043.68万元。

自上而下的投入，让美丽乡村不止美在表面，更美在产业和群众的“腰包”。如今，农文旅融合已经成为楚雄州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楚雄的乡村，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禄丰市恐龙山镇侏罗纪新村，村如其名——其所在的区域内有国家AAAA级景区禄丰世界恐龙谷。近年来，该村不但因势利导，改善生态，建设成绿意盎然的“生态谷”，同时也结合地域特色，打造出独有的旅游魅力。

侏罗纪新村的恐龙墙绘（1月2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村中的壁画大多数都与恐龙有关，或是形态各异的恐龙形象，或是娓娓道来的科普漫画，与村内建筑、景观有机融合，同时，村内设置了许多恐龙元素的设施，不仅是村民休闲的场所，也是游客打卡留念的好去处——可以说，村子是“恐龙探秘之旅”中不可错过的景点。

禄丰市恐龙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莉蓉介绍，将侏罗纪新村由过去的“脏乱差”变为如今的“干净美”，并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扮美环境的同时，当地注重产业多元发展，坚持按照“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发展路径，打造集恐龙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滨水休闲、农业观光、乡村生态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全域旅游目的地。

随着村子的变化，当地村民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村民李福成看中商机开起了一家餐馆，“现在两个月就能挣到过去一年的钱了，家里养的牛也成了烹饪的原材料。我们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相信等景区运作起来后，村子还能迎来更多游客！”

紫溪彝村长街宴（1月3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句话用在楚雄的乡村旅游发展上，再恰当不过。

在紫溪镇紫溪彝村，有这样一句话，“二十年两搬迁越搬越好，一辈子跟党走无怨无悔。”说的便是该村村民于1994年和2013年，因支持当地建设历经两次整体搬迁，每次搬迁后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都更上一层楼。

“越搬越好！现在我们村已经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在紫溪彝村村民张艳琼看来，村里的旅游能做得这么红火，离不开村里近年来不断改善的人居环境。如今的她，不仅将房子出租给当地文旅项目彝乡长街宴，每年有4万余元的收入外，作为该项目的服务领班，每月还有3000多元工资，还可根据项目运营情况领取奖金和盈利抽成，“现在除了种地和外出打工，我有更多的选择了。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再抛下孩子背井离乡谋生了。”

据彝乡长街宴项目负责人普志强介绍，基于紫溪彝村的旅游资源，开发的极具彝族特色的长街宴颇受广大游客喜爱，营业以来接待众多国内外旅游团，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拓展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

经过多年耕耘，紫溪彝村连续取得多项荣誉。截至目前，共发展特色农家乐28家、小客栈5家、乡村民宿1家、小商铺6家，引进龙头企业5家，2023年旅游收入991.7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万余元。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制度，让乡村更美

为了更好地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江坡大村推行“十户一体”共建共治机制，将村内居住相邻的10户左右农户划分为一个网格管理体，其中选一人为户长，带头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了“乡风文明一起树、邻里守望一起护、环境卫生一起扫。”作为户长，张国良介绍，除了管好自家的院子和门前，也要让其他9户人家的环境变好，让村里能开起更多的花。

与此同时，江坡大村围绕“农村污水全治理、问题厕所全整改、人居环境全整治”等硬性指标要求，通过数字赋能建立“码上办”小程序，收集汇总村情民意和突出问题，由村“十户一体”工作站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限时督促整改，提升靶向治理的精准度，使得全村率先实现了旱厕全消除、垃圾全收集、污水全处理、人居环境全整治。

旧貌换新颜后的江坡大村（1月4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不仅如此，村民们的心也渐渐栓得更近了，村民自发组织投工投材，将悬崖峭壁改建为“清风走廊”，将垃圾成堆的“脏乱差臭”地块，改建成村民休闲的区域，还自发栽下一棵寨包養網心树，如今已是该村最美丽、最聚人气的地方……

广泛听取社情民意，是侏罗纪新村高效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方式。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仅分别召开村民会议、户长会议、党员会议，对相关方案商议修订，还派出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村民小组长、部分房屋拆改户长共80人次到州内省内考察学习，回来后集思广益，才确定了最终方案。侏罗纪新村令人欣喜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一次次汇集民情民意的调研与讨论。

同样的，宋村多年来坚持“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将村庄规划纳入村级议事协商的重要内容，坚持党小组广泛发动、党员示范带动、村民同心联动，依托“绿美连心”小院会充分延伸网格管理，最大限度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共商良策、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保、河有人护、乱有人治。

紫溪镇宋村航拍（1月3日摄）。新华网 李浩 摄

现在，楚雄州的人居环境整治做出了特色与成果，日渐美丽的村庄为村民构建起愈加幸福的生活。

未来，楚雄州仍将步履不停，打造更加宜居的乡村环境，到2025年，楚雄州要实现全州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明显提升，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新实效，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协同并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全面推进。（完）

新春到，广袤的乡村年味浓郁。记者走访多地乡村看到，从产业延链开新路到线上线下扩销路，从人居环境改善到擦亮生态底色，从人才归乡到中外人才参与乡村共建，一处处新变化，透出开年乡村里的十足干劲。

产业兴，拓思路谋发展

今年春节，上海游客徐青青带着孩子到浙江省诸暨市安华镇丰江周村，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古法红糖。

“我们引进优质甘蔗品种，开发古法红糖、陈皮红糖、红糖麻花等特色产品。”丰江周村党委书记周阁法说。丰江周村自古就有种植甘蔗的传统，这两年，村里成立强村公司，运营“甜蜜丰江”共富工坊，大力发展红糖产业。目前，全村甘蔗产业链年产值超300万元，带动80多名农户就业增收。包養

百种千态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被端上餐桌、摆进电商平台、融入旅游体验，通过精深加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新玩法”越来越多。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水湖镇的智慧农业谷数字草莓示范园内，巡检机器人包養行情正沿着轨道对高架栽植的草莓进行长势评估。

研究草莓种苗脱毒技术、搭建草莓种质资源圃、选育长丰红玉等新品种……长丰县已实现“草莓种苗全国售”，去年草莓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10亿元，参与全产业链建设的农民人均年收入达3.07万元。

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也吸引“城里人”来村消费，带动产业多元发展。春节期间，被称作“天坑村”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热闹非凡。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民在餐厅前忙碌。新华社记者唐奕 摄

不久前，一条新增旅游大环线通往下庄村，春节游客明显增多。“我们采取‘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模式，引导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建民宿，如今下庄村已具备200人以上的接待能力。”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

生态靓，美丽乡村魅力足　　

走进长江一级支流龙溪河发源地重庆市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群山上竹海环绕，绿色产业快速集聚，很难想象这里曾因无序采矿生态尽毁。

梁平区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邹达富说，梁平关闭猎神村矿山、复垦土地，如今猎神村绿化率超90%，拥有万亩生态竹林和山地立体梯塘小微稻田湿地。

记者走访发现，多地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包養让乡村更靓、生态更美、群众的日子更滋润。

猎神村利用当地竹资源发展竹木加工业，现有170余家笋竹食品、竹制品、竹工艺品经营主体；下庄村发展柑橘产业，2023年实现产值160余万元；重庆巫溪县田坝镇天池村依托海拔优势发展高山蔬菜产业……

历史悠久的浙江省永嘉县苍坡村，村内街道整洁，砚池流水潺潺，各式古建筑在冬日阳光下更有韵味。

“经过整治，砚池更加漂亮，公路也拓宽了，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村民李显春在村里当了20多年导游，谈及村里的变化，他笑得合不拢嘴。

“自2003年实施‘千万工程’，我们从村里环境整治入手，按照‘村内搞整饬、村外建新村’思路，整体推进新村工程，对村容村貌和其他景观进行改造提升。”苍坡村党委书记黄理高说，保护环境已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人才聚，出谋划策促共建

和煦的阳光融化农田的积雪，探出头的麦苗拼成如茵的“地毯”，释放着春回大地的讯息。在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造甲乡，“00后”种粮大户俞泽明一早便来到田头，开始无人机巡田。

“正月十五前后，我们包養就要对小麦增施返青肥。现在查一下苗情，便于制定接下来的农事操作方案。”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俞泽明，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农村与父亲一起经营农场，他运用所学知识，让4300亩农田有了科技助力。

2023年，俞泽明拿到乡村振兴人才证书，获评乡村振兴初级农艺师称号。像俞泽明一样，一批批返乡人才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

“乡村振兴人才评选不唯学历、不唯论文，重点关注其掌握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示范带动作用，激励更多乡村能人带动身边人发展乡村产业。”长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负责人余鹏说，去年长丰县共有184人获评乡村振兴人才职称。

“家乡面貌日新月异，村里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下庄村返乡人才袁孝鑫说，2022年她回到家乡，重拾百年前下庄村扎染技艺，开起扎染手工艺坊，将“天路”“柑橘”等下庄元素融入作品。不久前，在村民们的支持下，袁孝鑫当选下庄村村委会主任。

袁孝鑫展示自己的扎染手工艺品。新华社记者唐奕 摄

不仅仅是归乡者，在浙江安吉县余村新春灯会上，来自法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和当地人一起欢度春节。近年来，当地推行“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吸引中外青年带着项目奔赴农村，参与乡村共创。

“此次灯会，我们邀请余村全球合伙人团队和青年漫画家一起设计创作了9组11个原创龙灯，它们蕴含余村的发展故事，展现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创的成果。”安吉绿乡运包養網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村运营负责人丁文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