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紹興：“浙里興村治社”推進下層減負_中查包養網心得國網
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說到村干部，其實欠好當，工資不高、責任不小，權限雖不年夜，但得說話算話。他們上接天線、下連地頭，蒼生百人百心，可謂事無巨細。誰都想做好做實基層管理的“最后一厘米”，可一向以來諸包養行情多難題困擾著鎮村干部——凡事往下壓，遇事往上推，考察不精準……
浙江省紹興市是“楓橋經驗”的發源地，這幾年，當地緊抓數字化改造的主要契機，創新開發“浙里興村治社”數字化應用，把村社和網格一級納進基層管理數字化改造體系之中，全量歸集落到村社和網格的任務事項，重塑“為基層減負、為管理增效”的基層智治新格式，成效非常顯著。
重塑管理體系：推動“千條線”變“一股繩”
紹興諸暨市楓橋鎮的“楓橋經驗”享譽全國，楓源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駱根土早已習慣絡繹不絕的考核團到村里調研，但他對一個專班的印象尤為深入——3年前的春天，紹興市“浙里興村治社”專班進駐楓橋鎮，一天沒歇就開始地毯式調研，在村里一蹲就是半年。
“長期以來，鎮村兩級存在權小責年夜、人少事多等現象。我們的初志就是打造一款‘村社減負增效’應用，破解基層管理‘小馬拉年夜車’凸起問題。”紹興市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周樹森最後就參與應用開發。他介紹，專班由紹興市、縣、鄉三級相關職能部門構成，從厘清縣、鄉、村三級權責邊界進手，梳理構成村社事項清單，既為“年夜車”減負，規定該拉什么、不該拉什么；又為“小馬”賦能，讓其拉得動、跑得快。
“我們要通過統籌集成把任務減下來、清單過篩把事項減下來、數據跑腿把流程減下來、無感留痕把臺賬減下來、亮榜爭先把考察減下來、管人見事把效能增上往，讓‘下面千條線’在鄉鎮（街道）擰成‘一股繩’。”談及“浙里興村治社”數字化應用的開發初心，紹興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謝國平易近如是總結道。
2021年7月，包養網心得該應用在楓橋鎮上線。駱根土坦言，推廣之初，他有過顧慮。“年紀年夜了，良多數字化的東西看不懂，學不會。”這也是專班在村里蹲點后發現的一年夜“痛點”，為此不斷更換新的資料、迭代該應用，真正從基層用戶的親身經歷出發，做到鎮村干部人人都會用、人人都愛用。
從1.0到2.0再到3.0，從楓橋鎮試點到全市推廣，現在，這一應用已成為村鎮干部的“左膀右臂”。截至今朝，紹興103個鄉鎮街道共2119個城鄉社區2萬余名干部全員應用“浙里興村治社”。
把牢減負關口：破解“小馬拉年夜車”難題
“天天凌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應用，了解一下狀況鎮里有沒有新任務下派，各項任務進度一目了然。”58歲的黃拂曉是新昌縣澄潭街道梅渚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從事村務任務多年，一路帶領梅渚從“空心村”發展成“網紅村”，往年，村里招待游客60多萬人次。
“網紅村”并非一揮而就，打造過程千頭萬緒。這位老書記坦言，此後面對上級安排，村“兩委”習慣“來一件干一件”，難免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前的任務App五花八門，mobile_phone上有幾十個任務群，信息混雜，經常看漏。現在，鎮里通過應用派任務，屬于你的才顯示，鉅細工作了然于胸，便利多了。”黃拂曉說。
在謝國平易近看來，基層減負起首要權責清楚，不克不及什么任務都無序壓給村社。對此，紹興市著力優化基層管理體制機制，明確由鎮街主導，通過“浙里興村治社”應用，把上級任務和本級任務歸整構成可執行、可考量的任務清單；再由鎮街分擔領導根據職責分工統一派單，并且予以審核把關，嚴重事項需經集體討論決定。
“派到村里的每個任務都有‘過篩編碼’，逐一對應事項清單，但凡未列進的自動駁回。”澄潭街道黨工委委員朱少明感歎，原來是多頭派單，事項單一、重復不說，還不難導致村社黨組織書記無法周全清楚情況。派單規范化后，防止了各級部門自行向下、隨意向下。
據清楚，2024年以來，應用過篩駁回事項達1960余件次，下村進社任務較應用推廣前降落超30%，推動村社干部最年夜限制從權責之外的瑣事中解脫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該應用還把“五議兩公開”“村務聯席會議”等議事法式通過標準化體系導進應用，讓村社干部依照法式指引規范操縱，不按規矩、缺乏佐證的一概退回，規避了村社干部主觀作假、偽造、后補各種法式記錄等問題。截至今朝，紹興市通過應用累計規范執行“五議兩公開”事項1260余件，村社干部違紀違規事項年夜幅降落，有用遏制群眾身邊的微腐敗問題。
增強運行效能：激活基層管理“一池春水”
減負是手腕，增效是目標。為有用解決“項目與村社基礎不婚配”“助農資金面上撒胡椒面”等問題，紹興在“浙里興村治社”中專門設置“揭榜”模塊，但凡下到村社的嚴重項目在應用上榜，各村社自述優勢不受拘束競榜，鎮街經綜合比對后公開揭榜，推動“合適的項目找到合適的村”。
8月初，針對暑期少年兒童托育托管問題，澄潭街道通過應用下發“建設兒童照護驛站”的“榜單”，鼓勵有條件和有需求的村社積極競榜。很快，棠村接下“繡球”，勝利爭取到該項目，并在村黨組織書記、村委會主任何益興的掌管下，當即推進施工建設。鎮村協同，不到一周，驛站宣佈建成，需求水到渠成。
諸暨市安華鎮豐江周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周閣法對“浙里興村治社”的評價是：“好用，管用，實用！”2020年村社換屆“一肩挑”后，他從房地產企業老總變成了村書記，新官上任“三把火”，立馬開建“甜美豐江”共富工坊。“之前治理企業，習慣績效考察。剛上任時很不習慣，因為鎮里對村社干部的考察含混，缺乏一個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短期與長期都能印證的應用場景。”
周閣法的困擾很快被“浙里興村治社”破解。該應用圍繞村社黨組書記領導才能、管理才能、群眾口碑等6個維度，包養行情樹立領雁指數評價模子，還設置村級組織“興村治社榜”和干部個人“先鋒干部榜”，對干事實效凸起的村集體和村干部進行實包養時表揚。全鎮干部同場“賽馬”，亮能耐、看本領，數據說話、事實擺證。
“此前，對村社書記的年終評價一向是個難點，良多處所往往由關系的‘遠近’取代了干事的‘幾多’與‘好壞’，導致不少村干部干事豪情不高。”安華鎮黨委副書記、鎮長徐學峰介紹，自應用推廣以來，年夜年夜激發了村社干部“主動干事”“多掙工分”的積極性。
據清楚，接下來紹興市將堅守“為基層減負、為管理增效”的初心，緊緊聚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緊扣“好用、管用、實用”的原則，持續推進應用改革迭代任務，晉陞事項過篩的智能化程度，筑牢基層減負防火墻，同時通過數字應用把破解“小馬拉年夜車”的任務理念和方式更好融進基層管理中，推動基層干部把更多精神投進干事創業，周全晉陞黨建引領基層管理體系和管理才能現代化程度。
川躲線日誌丨高原查包養app“守”藝人_中國網
11月5日，在四川省甘孜躲族包養網自治州巴塘縣，王扎西在非遺傳習親身經歷館扮演巴塘弦子舞。在四川省甘孜躲族自治州包養平臺推舉巴塘縣，人們時常跳起弦子舞，這是一種集詩、琴、歌、舞于一體的綜合性扮演藝術，領舞的弦胡手是扮演能否勝利的關鍵。弦胡，凡是用柏木做琴筒，在琴桿頂部雕鏤龍頭寶塔。本年66歲的弦胡手王扎西是“巴塘弦子舞”的省級非遺傳承人。為保護并傳承弦子舞和弦胡制作技藝，王扎西在本身衡宇里建起弦胡制作坊，并在各類活動中扮演，展現弦胡的韻律和弦子舞的魅力。
在均勻海拔超過3000米的川西高原，活躍著一批躲族傳統手工藝人。他們扎根家鄉，堅守初心，從未間斷對傳統技藝的實踐與傳承。土陶制作、牛羊毛編織、銅鑄、唐卡繪畫……精細的工藝包養網心得賦予這些手工藝品獨特的藝術價值。
近年來，川西高原上的“守”藝人們不斷推陳出新，生產包養的手工藝品逐漸從高原走向海內外市場。
新華社記者 儲加音 攝
四時中國｜沙海變“藍海” 治沙生“綠甜心查包養網能”_中國網
12月25日，在光伏先導工程二期項目區，扶植者在任務間隙喝水。
冬日時節，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庫布其戈壁浮現一派蒼莽雄壯的氣象。連片的光伏板隨黃沙升沉，展陳排開，一看無邊，好像金黃戈壁上的深藍色陸地。光包養伏板能遮擋日照，進步固沙植被存活率，下降風速，遏制風沙舒展；更能將接收的光能轉換為電能，將乾淨的綠色動力保送至千家萬戶。
這片“藍海”的投用離不開光伏發電項目任務者的辛苦休息。庫布其戈壁鄂爾多斯中北部新動力基地光伏先導工程一期包養網項目于2023年末并網發電。為了保持項目正常運轉，任務職員天天要在光儲電站把持中間監控裝備參數，并到現場巡檢，運維光伏裝備。內蒙古三峽蒙能動力無限公司先導220千伏光儲電站擔任人史東先容，任務職員每個月要在戈壁中持續值守20天擺佈，生涯在戈壁中，照料不了家人，固然有些寂寞，但對任務盡不松懈，保證“綠電”平安上彀。
在該工程二期項目扶植現場，1500多名扶植者在冬日沙海中奮力再造新包養網心得“藍海”。他們冒著冷風，嚴重有序地停止光伏板裝置、裝備調試、測實驗收等任務，養精蓄銳告竣項目扶植請求。“二期項目總裝機容量100萬千瓦，完成后每年能生孩子15億度‘綠電’，管理戈壁的面積也能年夜年夜增添。”項目司理林年夜亮說，“戈壁中的扶植任務固然辛勞，但很有價值。”
依托庫布其戈壁面積廣、光照資本豐盛的有利前提，達拉特旗近年來積極推動“沙戈荒”風電光伏基地扶植，實行防沙治沙和風電光伏一體化工程。今朝，本地已建成10余個光伏治沙項目，讓茫茫沙海蝶變為包含無窮“綠能”的“藍海”，譜寫出庫布其戈壁生態管理與新動力財產協同成長的新篇章。
新華社記者包養網 貝赫 攝
以海興村以海強查包養網站村_中國網
依海而生，向海而興。從海邊漁村，到忙碌漁港，寬大漁平易近“躬耕”萬頃碧波，包養網排名陸地捕撈、海水養殖、海產物加工、海鮮電商、海島游玩等財產齊頭并進，“藍色引擎”動力彭湃。農業鄉村部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海水產物產量同比增加3.64%，漁平易近支出堅持增加，漁業經濟總體堅持傑出成長態勢，為主要農產物穩固平安供應作出積極進獻。
陸地漁業是村落特點財產的主要構成部門，是增添農人支出的主要渠道。以後陸地漁業成長迎來機會期。看供應，古代化養殖舉措措施和設備不竭推行利用，生態安康養殖形式逐步成熟，包養種業立異攻關獲得衝破，財產基本加倍牢固，為推進陸地漁業轉方法、調構造、優供應供給了無力支持。看需求，跟著城鄉居平易近花費構造進級，人們不只要“吃得飽”，更要“吃得好”“吃得安康”。豐盛包養“中國飯碗”，知足特性化、差別化、品德化的水產物花費需求，陸地漁業年夜有可為。是以要緊緊捉住機會，保持多少數字東西的品質并重，增進供需有用連接，推進陸地漁業高東西的品質成長，為興農強村富平易近注進微弱動力。
深耕藍海，要害要堅持定力，精準施策。以後漁業財產成長面對資本周遭的狀況剛性束縛凸起、傳統養殖空間日益受包養網 花圃限、財產鏈條較短等挑釁。相干地域應加速補齊短板，迎難而上，優化調劑養殖布局，加大力度科技立異結果推行利用，打造進步前輩包養要素集聚的海產物生孩子上風區，進步水產養殖範圍化、集約化、機械化、智能化、尺度化程度。此外，還應側重成長海產物加工、冷鏈倉儲、電商直播、休閑漁業等多元新業態，成長鮮活、冷凍、干制等產物生孩子，拓展多元效能，發掘增值潛力，推動一二三產深度融會成長，晉陞漁業財產古代化程度。
年夜海是漁平易近的家園，更是他們增收致富的主陣地。成長陸地漁業，要樹立慎密好處聯絡機制。好比，多為養殖年夜戶、家庭漁場等新型運營主體排憂解難，增進古代漁業龍頭企業做強做優，強化資金、技巧、人才等要素保證。加速推行訂單養殖、生孩子托管等社會化辦事，推動小範圍養殖戶生孩子古代化。
海仍然是那片海，“海”的文章卻加倍出色。耕作年夜海，久久為功，新時期新征程上，漁村必定更漂亮，漁業必定更旺盛，漁平易近必定會有加倍非常熱絡的生涯。
高質量發展調研行｜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特色農業助力去九宮格見證農民增收_中國網
是去九宮格會議室誰在孩子身上“榨”流量？_中國網
打造“網紅兒童” 曝光校園日常 跳起勁歌熱舞
是誰在孩子身上“榨”流量？
“為了不給孩子拖后腿，我們給她請了共享會議室一位全能型老師——××學習機。”視頻里，媽媽介紹學習機功能的同時，孩子在學習機上演示著如何操作，一幅其樂融融的畫面。
這是粉絲數超8萬的某母嬰博主最新發布的一則視頻。點進其主頁可以看到，其一年多來發布的70多條視頻中，絕大多數視頻都與孩子有關，比如孩子配合媽媽演繹故事，介紹產品和分享經驗等。
類似以孩子為主角的短視頻賬號并不鮮見。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未成年人成了一些博主的“流量密碼”，孩子的童年生活、校園日常等全程被網絡包裹注視，不少短視頻中還充斥著商業氣息，“網紅兒童”配合家長演戲成了產品推手，劇本痕跡明顯。更有甚者，一些“網紅兒童”在視頻中打扮性感成熟，跳著火辣舞蹈，評論區里夾雜著低俗的言論。
受訪專家認為，凡是涉及未成年人的視頻創作都要保持謹慎，考慮拍攝目的是否會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發布是否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建議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平臺或行業協會發布自律規范，評估未成年人頻繁出鏡視頻的風險，采取一定措施，減少推送有負面影響的內容。
拍視頻孩子當主角
演繹劇本引流帶貨
除了是一名一年級小學生外，“×妹”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某短視頻平臺上擁有800多萬粉絲的知名博主。該賬號的視頻內容多是圍繞“×妹”展開，其中涵蓋大量軟廣帶貨內容。比如在一條視頻中，開頭講媽媽去接“×妹”放學，后半部分以介紹爸爸的“新車”為主，在這個過程中，孩子的臺詞推動劇情發展，如“爸爸，這車真舒服”。
在多個短視頻平臺上，記者看到大量以孩子為主角的視頻。一些賬號突出“反差萌”，父母扮演“擺爛”的一方，玩手機、玩游戲、不會做飯，孩子自己照顧自己，展現懂事和早熟的一面；一些賬號營造“天才兒童”，孩子面對鏡頭“金句頻出”，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還有一些賬號通過孩子“惡搞家長”“制造沖突”“化身小棉襖”等劇情演繹打造人設，吸引流量。
引流后往往是變現。記者隨機查看十幾個粉絲量超100萬的“網紅兒童”賬號發現，都和“×妹”的視頻類似，將廣告內容穿插在視頻劇情中，借孩子之口推薦商品。其中多個賬號開通了櫥窗帶貨功能，個別博主還進行直播帶貨。
在這些賬號背后，還有MCN機構(網紅孵化機構)的身影。
位于浙江杭州的某MCN機構負責人劉女士介紹，他們日常會注意挑選有潛質的培養對象，一般要有一定的粉絲基礎，并且五官端正、長相清秀、口齒清晰，主要選擇幼兒或小學生，這類兒童比較吸睛且沒有學習壓力，培養成熟后可以往服裝、日用品等商業方向發展，有較長的培養周期和收入周期。她坦言：“劇本演繹和打造人設的情況在‘網紅兒童’短視頻中很常見。”
“有時會讓孩子們出鏡配合拍廣告，孩子們不懂，就完全靠引導。有腳本的時候，我和孩子們就是演員了。”遼寧大連的張女士家中有一對5歲的雙胞胎女兒，其開設的賬號在某短視頻平臺上有15萬粉絲。
張女士告訴記者，她在2021年和某MCN機構簽約，由機構對其賬號進行運營指導，賬號主角是兩個孩子。“MCN機構會幫忙對接廣告，抽取50%左右傭金，同時提供腳本和剪輯，我只負責給孩子拍攝視頻。一個月能教學接兩三條廣告，每個廣告到手2000元至4000元。”
今年年初，大學生辛雪用自己的賬號拍外甥安安的短視頻意外走紅，某短視頻平臺最高點贊量超400萬，賬號至今積累了17萬粉絲。
“很多MCN機構找上門來，承諾簽約可以給我接更多廣告，保底每個月兩三條。”辛雪說，MCN機構稱“合作屬于掛靠性質”，即通過操作將賬號掛靠到他們公司，收益三七小樹屋分。
辛雪幾番考慮后拒絕了：“一方面是我不了解掛靠形式，另一方面也擔心MCN機構要求我們進行有腳本的計劃性拍攝，對孩子成長有不利影響。”
要在瞬息萬變的網絡浪潮中吸引并留住熱度，只靠呈現純天然的兒童視頻很難做到。有不愿具名的短視頻博主告訴記者，孩子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有趣、有吸引力，為了提高短視頻引流效果，一些家長、MCN機構想方設法為孩子打造人設、博出位，從開通賬號、確定人小樹屋設到運營推廣都有一對一的具體方案，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而孩子的本來面貌慢慢淹沒在一個又一個短視頻里。”
在多個社交平臺上，有自稱“流量專家”“運營專家”的賬號稱，可以為“母嬰賽道沖流量”。調查中，記者以母嬰博主的身份向自媒體平臺上的“流量專家”咨詢：隨便記錄日常就行嗎？得到的答復是“肯定不能隨便拍，主要靠腳本、靠臺詞，不然誰都能火了”“需要設定‘小大人’風格”等意見，甚至有“專家”直言要將兒童變成表現自然的“演員”才能獲得成功。
校園生活成為賣點
小學生跳起了熱舞
“兩個老師同時掉進水里，你手上有一塊草莓味和巧克力味小蛋糕，你會怎么處理？”
“反正我不救×老師，因為他對我不好。”
……
記者調查發現，以幼兒園、中小學校園等為拍攝場景的視頻也成了一些賬號的主打賣點。記者在某短視頻平臺搜索“師生日常”“校園生活”“班主任視角”“教室監控”等關鍵詞，出現了不少標注老師身份的作者分享學生出鏡的短視頻和教室監控視頻。
在部分拍攝學生的視頻下方出現了不少不滿的評論和觀點，“想知道她是真的教師嗎”“發出來學生同意了嗎，侵犯學生肖像權和隱私權”“不要誤人子弟”……
近期，一則“給上課愛說話的學生戴小蜜蜂”的視頻在分享網上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議。據報道，該老師遭到家長投訴后主動離職并發布了一則道歉視頻：“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識淡薄，給家長和孩子帶來了傷害，同時也給校方帶來了麻煩，在此我想對你們說一聲對不起。”
受訪專家表示，當前，教育類短視頻中，一些作品是師生以隨手拍的方式展示正能量，予人啟迪；但也不乏以教育為噱頭，讓本應教書育人的地方成為個人秀場，把學校當成了流量蓄水池，把未成年人當成了短視頻道具。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處理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應當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同意。個別中小學老師直接在網上分享有關學生的視頻，如果沒有經過孩子及監護人的同意，可能會侵害未成年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這種行為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說。
鄭寧分析說，有的視頻看似記錄校園生活，但學生是重點，各有各的人設，比如，課堂提問，總有幾個冒尖的學霸，也總有答非所問、引人大笑的后進生，而一旦學生“群演”人設固定、傳播破圈，就很容易被人圍觀和議論，影響到個人學習和生活。“個別教師以此為噱頭拍攝短視頻，可能走向傷害學生的對立面。”
此外，記者調查發現，一些未成年人成了一些過度成人化的視頻主角，跳起了勁歌熱舞。
在某短視頻平臺，“小學生拍跳舞的視頻”和“愛跳舞的小姑娘又來了”兩個話題約有400萬人參與拍攝，230億次播放量。部分視頻中，10歲左右的女孩隨著音樂跳舞，一些女孩上裝穿吊帶或露臍短衣，下裝穿短裙或短褲，還會刻意做出瞇眼、嘟嘴、扭屁股等表情動作。記者點進視頻使用的背景音樂發現，使用該音樂的更多是成年女性用戶，且風格成熟性感。
記者進入某視頻賬號主頁發現，該博主在兩年內發過多條青少年女孩穿著緊身衣、背對鏡頭扭屁股和扭腰的視頻，一些網友在評論區發送“愛看”“流鼻血”“真饞人”“越來越性感”等不當內容，也有人直言“這個媽媽怎么當的？！”
在鄭寧看來，根據《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類似的內容可能涉嫌軟色情擦邊，讓未成年人模仿過度成人化的舞蹈動作違反社會公德，同時違背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如果視頻暴露了未成年人的私密部位，則可能侵犯其隱私權。
進行必要風險評估
推出自律規范引導
今年5月，山東省鄆城縣人民法院辦理了一起涉未成年“網紅”的合同糾紛案。一名未成年“網紅”因違約被MCN機構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經濟損失。據了解，涉案未成年“網紅”的確存在舞蹈教室違約，但MCN機構也存在要求該未成年人長時間錄制的事實。辦案法官稱，MCN機構讓未成年人超時錄制，不利于其身體健康，沒有履行保護未成年人的社會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韜奮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導師劉廣偉認為，小孩子美好可愛的形象和天真爛漫的想法，成了商業社會中具有吸引力的消費符號。“我們在相關調研過程中發現，在商業利益驅使之下，不管是簽約‘網紅兒童’的MCN公司，還是對兒童寄予厚望、望子成龍的家長，他們多傾向于打造更具有流量價值的兒童符號。打造‘網紅兒童’時，從孩子的穿搭、講話內容到人設上都呈現成人化趨勢，這多是家長或資本有時租空間意為之。”
劉廣偉介紹，為了達到理想的兒童表演效果，不少“網紅兒童”背后的策劃者精心為兒童表演者設定人設和搭建表演場景，根據平臺流量規則進行視頻剪輯和賬號運營工作，以迎合流量。
“這一過程中，兒童無形間淪為互聯網經濟的被動參與者，可能受到不良價值觀的影響被物化和成人化，他們還可能因為外界的過度關注而導致隱私泄露等問題。”劉廣偉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家長主動為孩子設定角色內容，因為精心設計的人設可以確保孩子展現出與其風格相契合、特色鮮明的個人形象，增強其在網絡平臺上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在受訪專家看來，雖然法律目前并未明文禁止未成年人作為短視頻的主角或者參與方之一，但并不意味著拍攝發布含未成年人視頻不受任何限制。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社會公序良俗等角度來看，未成年人出鏡的短視頻內容應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核和把關。將未成年人推向網絡，要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拍攝視頻要謹慎，避免未成年人參與有炒作、演繹性質的內容。同時，關注人身安全和個人隱私，不過度曝光青少年生活，引導青少年正確看待粉絲規模和褒貶，不過度強調粉絲背后的經濟屬性、價值屬性。
“目前的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禁止未成年人出鏡，或者禁止打造‘網紅兒童’，有待后續的相關法規政策作進一步完善，平臺或行業協會可以推出一些自律規范作為正面引導。保護未成年人在互聯網媒介上的安全和權益。”鄭寧說，需要政府、企業、學校、家庭和社會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構建一個健康、安全、有益的網絡環境。
在鄭寧看來，目前，我國已構建起完備的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體系，要加大法律監管和執法力度，對利用“網紅兒童”牟利、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為進行嚴肅查處。加強對MCN機構的監管，讓其不得參與或推動損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活動。短視頻、直播等網絡平臺需進一步加強內容審核和管理，利用技術手段精準識別和處理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違規內容。(文中受訪者除專家外均為化名)（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張雅婷）
今年以來十余個省份上調標準 最低工資去九宮格講座標準如何確定和調整_中國網
自12月1日起，內蒙古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一類、二類、三類地區全日制月最低工資標準較調整前各增長290元。今年以來，江蘇、浙江、河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西、湖北、湖南等10余個省份陸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多數省份月最低工資漲幅為200元左右，最高上漲290元，個別省份上漲100元左右。從調整后的水平看，已有20余個省份第一檔最低工資超過2000元。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有何影響？將惠及哪些人群？就讀者關心的問題，記者近日采訪了內蒙古、江蘇、湖南等省份人社廳有關負責人。
問：什么是最低工資標準？如何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答：根據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低工資的具體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聚會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按照《最低工資規定》，確定和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應參考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瑜伽教室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確定和調整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應在頒布的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考慮單位應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基本醫療保險費因素，同時還應適當考慮非全日制勞動者在工作穩定性、勞動條件和勞動強度、福利等方面與全日制就業人員之間的差異。可以通過抽樣調查、統計分析、實地調研等形式對最低工資調整進行評估，從而合理確定標準。
據了解，各地分檔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是考慮到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成本、人口結構、收入水平等存在差異，通過分檔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更好保障勞動者生活需求。
問：最低工資標準一般多久調整一次？
答：據統計，近年來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每2—3年調整一次。
根據《最低工資規定》，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應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實行計件工資或提成工資等工資形式的用九宮格人單位，在科學合理的勞動定額基礎上，其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相應的最低工資標準。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和條件下的津貼，以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
問：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將惠及哪些就業群體？
答：在江蘇，最低工資標準主要適用于行政區域內的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個體經濟組織、基金會、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惠及各行業中薪酬較低的勞動者，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也有幫助。對于銷售員、中介人員等采用“低底薪+高提成”模式發放工資的勞動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可提高他們在業績低谷時的待遇。
最低工資標準上調還將惠及靈活就業群體以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比如，在江蘇，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靈活就業群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全部適用最低工資標準相關要求；對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過程管理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明確不低于用工所在地最低小時工資標準。
除了關乎收入水平，最低工資標準還是調整失業保險金等相關待遇的參照線，上調后能進一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問：用人單位如果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將承擔什么責任？勞動者如何維護合法權益？
答：用人單位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將違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用人單共享空間位低于當地最小樹屋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的，應當支付其差額部分。不支付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依法責令用人單位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
對違反最低工資標準規定的用人單位，勞動者有權投訴舉報，舉報途徑包括12333熱線、屬地勞動保障講座監察機構等，也可依法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記者 1對1教學 邱超奕）
科技改革需要構建新范式：理論探析_中國去九宮格會議室網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決策部署，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為目標，系統布局和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舉措，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的加速變革、國際環境的突變，科技體制機制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和尖銳起來，科技改革舉步維艱，一些“瓶頸”問題日益凸顯，科技領域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口中“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有鑒于此，在當前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科技體系需要的不僅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機制改革和結構調整，可能更加需要改革“改革”本身，即從當前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抽離出來，重新反思當前的改革路徑和模式，積極探索與科技大轉型及科技強國建設相適應的科技改革新范式。
科技改革需要新范式
科技轉型發展呼喚科技改革新范式
從我國科技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我國科技發展自民國時期開始形成部分專業領域的雛形，到新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科學體系，再到改革開放后“科學的春天”恢復科研秩序，再到實施“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科技強國”戰略加速科技發展，百余年來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但科技發展的底層邏輯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一直在西方的參照系之下，因循著學習和跟隨西方的邏輯（圖1）；相應地，我國科技改革也主要表現為以西方科技體系為樣板、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修復型”改革范式。近年來，隨著我國在許多領域從“跟跑”跨越到了“并跑”甚至“領跑”的位置，我國科技發展的這個百年邏輯正在發生日益加速的轉向，我國在很多領域與科技發達國家同樣站在了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前沿，必須從亦步亦趨的跟隨者向自主探索的引領者轉變，從問題的回答者向問題的提出者轉變，從致力于打造科技的外在系統向塑造科學的內在靈魂轉變。這就需要與過去跟蹤時期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組織形式、管理機制和文化生態，相應地也需要完全不同的改革邏輯。
從世界科技發展的總體態勢來看，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推進，當前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科小樹屋技革命斷裂期（圖1），特別是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發展，正在推動科研范式更加深刻的變革。新科技革命在突破學科邊界、改變人的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人類自身，而且與歷次科技革命中技術革命一般滯后于科學革命的特點不同，新科技革命表現出技術和科學革命同步發生發展，甚至隱隱有技術驅動科學的成分，顯現出加速逼近“奇點”的趨勢。這些新特征導致此次新科技革命將是更加顛覆性的，科技轉型的幅度和強度也將是史無前例的，率先跨越此次科技革命斷裂期的國家，勢必會成為引領性的科技強國。同時，新科技革命與我國科技邏輯轉向兩相疊加，使我國首次有可能成為科技革命浪潮中的逐浪者，也會大大縮短我們在傳統路徑上依靠時租場地慣性自由滑行的時間，亟須盡快根據科技變革特點和科技強國建設需求，主動完成科技改革方向的切換。
從科技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科技秩序正在演變為全球格局的核心和主導，科技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和主戰場。尤其是隨著我國科技發展水平逐漸逼近西方參照系，又恰逢科技革命機遇期（圖1），美西方必然會加倍打壓、全面遏制我國科技發展，不斷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的封鎖管制，加大對重要基礎前沿領域的審查限制，甚至正常的國際研究合作和學術交流也受到較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在國際上穩定獲取所需的科技資源，也難以維持之前的科技發展模式和科技進步速度。再者，即使沒有美西方的禁錮封鎖，我國持續在西方科技參照系下發展科技，也無法在大國科技競爭中拔得頭籌。在這種情況下，科技自立自強不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必達的使命，必須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探索一條全新的科技改革發展道路。
可以看出，伴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轉變和環境突變，我國科技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巨大的轉型期，這可能是我國自百年前引入“賽先生”以來經歷的最具顛覆性、斷裂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科技轉型和變革，其程度之深、范疇之廣，似乎非“范式轉向”無以準確表達；同時，這個范式級的轉型期也是我國科技強國建設的歷史性拐點（圖1），只有成功實現科技轉型，才能率先搶占科技革命的先機、跨越從跟蹤模仿到原創引領的鴻溝、突破科技禁錮封鎖的壁壘，進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成科技強國。在這種背景下，就需要對科技改革的邏輯、方向和路徑進行“范式級”的轉換和調整，構建全新的科技改革范式。
突破改革瓶頸需要科技改革新范式
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范式級轉型，我國近年來各層面的科技改革也顯得困難重重，常常陷入聚焦一個問題來回擺動的振蕩型改革，或是解決一個問題又產生新問題的“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改革，或是改革無效后不斷推翻、中斷重啟的“爛尾型”改革。這些改革瓶頸既是科技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導致的，更是在科技轉型背景下，與過去科技發展模式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正在逐漸失效造成的。
首先，科技改革進入深水區后，“修復型”改革范式本身的固有矛盾更加凸顯出來。按照庫恩關于“常規科學即是解謎”的觀點，與常規科學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主要重心和根本動力即是“解決問題”，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改革很容易陷入一種結構型困境，往往會經歷一個“發現問題—分析原因—采取行動—問題緩解—動機減弱—問題復現”的過程，導致改革來回擺動；還可能陷入只注重問題相關的低層次關系而忽視高層次目標的局部性思維誤區，導致問題此起彼伏、改革原地踏步。
其次，“修復型”改革范式以西方科技體系為參照、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無法應對科技轉型帶來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滯后效應。“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偏重于解決漸進性、可靠性、可預測性問題，科技轉型使得改革過程中的真正問題更加難以識別，因果鏈更加難以確定，問題之間的關聯更加難以判斷，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節奏也更加難以把握，在具體改革情境中就集中表現為各種改革困境和“修復型”范式的失效。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不進行主動干預，持續在“修復型”范式下推進改革，可能會陷入一個自我強化的負向循環。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疊加科技轉型影響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無效改革，而改革越是失效，越是會加大改革力度，也越是會固化原來的改革范式。尤其是在當前劇烈的外部環境沖擊和內部需求刺激下，科技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改革壓力，可能會更加側重于不計成本地解決各種中短期問題，進而更加強化“修復型”范式的慣性，帶來更大的改革風險和更高的改革成本。全面突破當前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已經迫在眉睫。
綜上，在范式級轉向背景下，我國科技發展已經更換賽場，如果科技改革還停留在過去的賽場上不斷修修補補，不僅會貽誤寶貴的改革契機，還可能進一步固化傳統的發展模式和路徑，對科技系統的升級轉換造成更大的體制性障礙，因此亟須針對我國科技強國建設需求和科技轉型特點建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正如庫恩所說“革命通過擺脫那些遭遇重大困難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進步”，在我國科技發展轉型期，科技改革本身也需要通過系統革命擺脫舊框架、建立新范式。
探索構建科技改革的新范式
新的科技改革范式，需要有效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帶來的巨大挑戰。羅伯特·弗里茨在《最小阻力之路》中提出了關于創造的結構動力學理論，認為“改變不是靠解決問題，而是創造出新的結構”，主張通過“想要創造的”與“現在擁有的”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找到“最小阻力之路”。從理念上看，這種“創造新結構”的思路恰好可以用來紓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內在矛盾。同時，從實踐上看，我國1978年以來推動的經濟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當前我國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的科技改革具有相似的情境和訴求。因此，本文考慮結合結構動力學理論和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經驗，對構建我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進行一些理論探索。
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
在“修復型”改革范式中，“解決問題”作為改革的根本動力，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各種改革困境，因此當前構建科技改革新范式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根據結構動力學理念，通過構建愿景與現狀的落差結構，可以形成一種類似于拉開的橡皮筋一樣的結構性張力，這種張力有趨于舒緩的傾向，會形成具有強大牽引力的“場”，激發各種力量共同推動改革的創造過程，并且在張力趨緩的過程中持續提供改革的動能，發揮動力引擎的作用。當然，新范式也會涉及“解決問題”，但它是在愿景與現狀構成的結構性張力框架下設置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此時的“問題”不再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只是實現愿景目標的途徑和工具，不會讓改革陷入反復循環中徘徊不前，也不會囿于中短期目標中慮不及遠，更不會困于碎片化改革中顧此失彼。
我國經濟改革就充分利用并發揮了這種張力結構的動力引擎作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與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相契合，形成了從國家領導到知識分子、普通農民、城市平民的“上下同欲”的共同愿景。這種眾望所歸的強烈愿景與前期經濟停擺、政治動蕩造成的極端貧困現狀之間，形成了懸殊的落差，積蓄了滿滿的張力和強大的勢能，在全國上下激蕩起了改革創新探索的巨大熱情和澎湃浪潮。同時，國家還通過容忍并主動構建內部落差，包括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設立經濟特區等政策，進一步增加了改革過程中的結構性張力，為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動力。
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也應如此，首先要將科技強國的國家愿景與科研人員的個體追求緊密結合，根據具體情況拆解為“上下同欲”的愿景目標。同時要認真梳理發展現狀中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公認的短板與共同的痛點，據此確定改革的起點和切入點。此外，還要著力構建多重結構性張力，在明確愿景目標與發展現狀之間落差的同時，主動設置一些“高地”和“特區”，構建更具有“場景感”的內部勢能差，進而充分發揮落差中自帶的創造性力量，形成源源不斷的改革動力。
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
傳統的“修復型”改革范式一般采用的是“專家判斷—實地調研—頂層設計—試點驗證—全面推進”這種自上而下為主的改革模式，主要適用于科技平穩發展期和改革目標路徑較為明確的科技“跟跑”期；在充滿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的科技見證轉型期，采用這種模式進行整體設計風險極大，即使經過前期調研和試點驗證，由于先入為主的觀念、試點的代表性、有限的檢驗時間等因素，也不能完全避免政策失誤。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新范式需要針對轉型期“跟跑”“并跑”“領跑”并存的特點，以及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提供各適其適的模式選擇。
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探索自下而上的“演進型”改革模式。對于科技轉型的不確定性，需要在知識和信息不完備、改革目標和路徑模糊或未知的決策條件下，自下而上進行不同的試錯探索和多元嘗試；對于轉型的復雜性，也需要在明確邊界條件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的進化推力、足夠的耐心和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間，讓復雜系統自發形成、自己找到解決方案；對于外部環境劇變，更需要有意識地允許內部單元去獨立感知外部環境變化，自發根據不同挑戰作出獨立的行為決策，變異求存。總之，無論是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還是環境突變，都亟須探索一種自下而上進行分散決策、多元嘗試、不斷試錯的可行模式。借鑒哈耶克提出的演進理性主義（ecological rationality）觀點，暫將其稱為“演進型”改革。我國經濟改革中，從安徽、四川農村的包產到戶到以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為代表的民營經濟，都屬于“演進型”改革模式下的民間創新、試錯和探索。
面向目標路徑明確的改革方向，拓展自上而下的“建構型”改革模式。在科技轉型期，目標路徑十分明確的傳統“跟跑”領域仍占很大比重，這些領域創新最關鍵的前兩步（提出問題和判斷可行性）已經完成，無需再進行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而是需要拓展新型舉國體制等“建構型”組織模式進行集中攻堅，例如美西方對我國實施遏制的“卡脖子”領域就屬于這種情況。同時，考慮到科技改革不可能像自然演化那樣通過漫長的隨機試錯和路徑選擇來實現自主篩選和進化，純粹自下而上進行“演進型”改革是不現實的，必須輔以自上而下的牽引，包括通過戰略預判統籌頂層布局、通過總攬全局調控改革節奏、通過尋訪調查識別演進苗頭、通過權力集中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等。借用哈耶克關于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的觀點，可將這種自上而下設計的改革探索稱為“建構型”改革。例如，我國經濟改革就是通過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1980年，以下簡稱“75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做法并推向全國，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目標等建構性設計，在關鍵節點把控了總體改革方向和改革節奏。
面向周期長、見效慢、落地難的改革方向，構建“涵育型”改革模式。與歐美發達國家300年的科技積累相比，我國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思維、創新文化等科技內在積累和傳承還有很大欠缺，“哲學的貧困”是我國無法建立自主的科學體系、原始創新匱乏、科學大師缺失、學術生態惡化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建設的一大短板。在科技時租轉型期，尤其需要加強哲學理念、科學精神、文化生態等“軟實力”的建設和引領，但同時，這些偏軟的工作又具有演進的緩慢性、改革路徑的模糊性和改革效果的滯后性，基于政績考核等各種原因，各個層面往往缺乏改革動力，導致文化層面的改革幾乎是歷次科技改革的盲區。針對這種情況，就有必要構建一種“但求耕耘不問收獲”的“涵育型”改革模式來推進，就像涵養土壤和培育樹木，也許暫時無法看到成效，但只要以堅定的決心系統布局，以足夠的定力持續推進，以適小班教學宜的條件穩定支持，科學的“靈魂”遲早會內化于我們的文化土壤，進而為提升我國科技“硬實力”奠定根基。“涵育型”改革兼具“建構型”與“演進型”改革的特點，但又與兩者不盡相同：涵育改革前期需要自上而下來確定方向、框定邊界、改良環境、喚醒基因，但這種建構是前置的、有節制的，不同于“建構型”改革路線圖式的整體設計；涵育改革后期需要自下而上的自發形成、自主生長，但它是向著特定方向、和衷共濟的共同演化，也不同于“演進型”改革發散式的多元探索和變異求存。例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通過對科技和教育的“涵育式”布局，為后續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基本素質的勞動力和有效的科技支撐。
總體來看，“演進型”“建構型”“涵育型”3種改革模式各有側重，但又彼此融合、互為促進。我國經濟改革就通過融合貫通各種改革模式，充分發揮了疊加優勢：民間“演進型”改革實踐為“建構型”設計提供了多元創新、探索試錯的有效經驗，政府“建構型”改革為民間“演進型”改革創造了包容性的政策空間，并通過制度推廣促進了更大范圍民眾的自發創造；同時，“建構型”和“演進型”的經濟改革又為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提供了動力與資源支持，而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也通過民眾教育素質和科學素養的不斷提升，為經濟改革的升級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支撐，進而形成了一個自主演進、螺旋上升、充滿活力的改革體系。科技改革也應如此，既要允許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發展類型的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進行不斷的演進探索和試錯，也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對改革重點、方向和節奏的宏觀掌控、敏銳判斷和適時調整；還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各種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合力推動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的涵育。3種模式有機融合，才能形成真正兼顧微觀創造、宏觀調控和長遠布局的新型科技改革體系。
針對當前改革瓶頸，尋找最小阻力之路
有了足夠的改革動力和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不確定性的影響，但在改革過程中，還是要結合改革路徑的選擇和設計，盡量避免陷入“爛尾型”改革（圖2a）、“振蕩型”改革（圖2b）和“按下葫蘆浮起瓢”改革（圖2c）的困境。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科技轉型期和改革深水區，科技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不可能再出現立竿見影的線性改革（圖2d），最理想的情況更可能是一條“J曲線”（圖3）。
“J曲線”是Ian Bremmer在研究國家盛衰過程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一個落后的國家如果有幸找到了一條合適的發展道路，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可能國家的發展和想要的方向是相反的，因為任何改變或新的方法手段都會打破原有的平衡，出現不和諧，甚至動蕩和衰退；但是如果堅持正確的方向，交流過了一個拐點，以后的發展就和想要的方向一致了，而且只要方向對，走得越遠結果越好。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于科技改革。
通過對比圖2的各種改革困境和圖3的“J曲線”可以發現，改革路徑的選擇和把控關鍵還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的不確定性與滯后性。一方面，從改革路徑的設計來看，轉型期改革的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使得決策者很難篤定當前的改革路徑就是理想的“J曲線”。在這種情況下，不經過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直接武斷地推行整體改革，就可能導致各種改革困境，帶來極高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從改革過程的把控來看，即使找準了“J曲線”，如果處理不好各階段改革的不確定性和滯后性，也可能導致“J曲線”發生異變，陷入改革困境。例如，在圖3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和衰退期，決策者不僅要判斷改革缺乏成效是“J曲線”帶來的正常衰退還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改革方向，還要預判改革動蕩期可能持續的時間，否則就無法擁有堅定的改革決心，可能導致“J曲線”異變為不斷試錯重啟的“爛尾型”改革（圖2a）；如若有幸度過了階段Ⅰ，進入階段Ⅱ的恢復期，也可能由于改革政策不當、資源匹配不足等原因，陷入來回擺蕩的“振蕩型”改革（圖2b），或是由于改革不徹底，過早終止改革進程，異變為“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頻繁改革（圖2c）；即使進入階段Ⅲ后，也并不是完全進入了“保險箱”，這個階段除了資源驅動、政策驅動，更加需要深層次的價值理性來持續驅動和牽引，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科技發展的哲學引領和文化生態問題，可能會導致源頭創新乏力，難以維持快速、持續、高質量的增長，也可能陷入增長緩慢或衰退的境地。
如果把我國經濟改革看成一條“J曲線”，1979—1984年，可以看作是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盡管有許多民間的成功探索，但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爭鋒，老舊意識形態的巨大阻力都使得改革舉步維艱，鄧小平多次講話，以及“75號文件”和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順利渡過這一動蕩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85—1992年，大體上是階段Ⅱ的恢復期，經濟向好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但仍有較大動蕩。例如，對于深圳是否繼續辦特區的爭論，國有企業不斷試錯的波動，民營經濟遭遇的寒流等，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對持續推進改革發揮了定海神針的關鍵作用；1993年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分水嶺，中央制定《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推進整體改革，基本進入階段Ⅲ的穩定增長階段，但也波動不斷，1998年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險象環生，各種內生矛盾和問題也不斷涌現，近年來高端教育和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又逐漸成為限制經濟增長的短板，亟須做出有效應對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高質量增長。
可見，順利完成改革的“J曲線”殊為不易，各階段都要作出適時調整和靈活應對，才可能走出一條最小阻力之路。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改革不只是愿景與現狀之間的一條“J曲線”，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也可以看作兩條獨立的“J曲線”。農村經濟改革之下還有土地制度改革、鄉鎮企業改革等“J曲線”，經濟改革有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J曲線”、經濟特區和其他區域之間也嵌套有多條“J曲線”。這些構成了我國經濟改革的“J曲線”群簇，共同塑造了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
轉型期科技改革的“J曲線”也必然是一個各階段都充滿不確定挑戰的復雜群簇，不同創新單元、不同改革任務在有結構性張力的地方，都可能形成一條或多條“J曲線”。盡管紛繁復雜，但也會顯現出“結構型”改革特有的張力和活力。多條“J曲線”并行推進，不僅可以相互借鑒、中和改革的滯后性，還能夠協同促進，形成疊加優勢，加速科技改革的整體進程。就像一條大河的各條支流，在結構性張力的驅動下，沿著各自的最小阻力之路蜿蜒前進，最終匯流形成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的、不可逆轉的改革洪流。
基于動力—模式—路徑，構建新范式的理論模型
綜合以上分析，在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圖4）基礎上，通過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結構性改革動力、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針對改革瓶頸尋找通往科技強國愿景的最小阻力之路，可以初步融合構建出一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愿景導向的“結構型”改革范式（圖4）。
在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中，改革動力、改革模式、改革路徑并不是模塊化、機械式的組合，不僅需要模塊內部各種結構性張力的恰當配合、“建構”“演進”“涵育”模式的有機融合、不同“J曲線”的并行推進，更需要動力、模式、路徑之間的適時聯動和緊密協同，才能真正成為具有內在驅動、能夠自主演化、充滿活力的新型改革體系。
相較于“修復型”改革范式，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不再是詳盡的改革路線圖，而是標示總體方向的指南針；不再是聚焦碎片化問題的小步調整，而是面向未來的系統創造；不再是整齊劃一的頂層設計，而是結合演進和涵育的改革試驗；不再是面向西方參照系的工具性模仿，而是關于哲學理性和科學靈魂的獨立探索。然而，為了避免改革動蕩、降低改革成本，“結構型”改革范式不應另起爐灶、從頭開始建立新的體系，也不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進行完全顛覆和“激進”變革，更可行的方式是基于一定程度路徑依賴的漸進切換：可以通過對偏于扁平化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結構性調整，使其轉化為“結構型”改革范式；也可以將原先“修復型”改革范式整體納入新的“結構型”改革范式體系中，以完成改革范式的轉換。
科技改革新范式需要構建“進化島”
本文盡管構建了“結構型”改革范式的理論模型，但其中涉及復雜的要素、抽象的模塊、模糊的關系、隱性的機制，距離實踐操作還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需要在具體改革過程中邊實踐、邊學習、邊探索、邊矯正。但我國科技的規模體量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引擎作用，使得我們不可能進行斷崖式、休克式的調整和整體性的試錯。這就有必要在局部劃出一個特區作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進化島”，來進行一些先導性的探索，這樣既可以規避整體改革的風險，又有利于建立“改革特區”來強化結構性張力。
新科技改革范式“進化島”的選擇不同于傳統改革中基于問題導向和碎片化目標的先驗型改革試點，而是需要一些更為復雜綜合的必要條件。例如，需要能夠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來構建更為強大的結構性張力，需要具備較大的規模體量、多元的演化環境、較強的基礎能力來孕育“演進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行政體系、豐富的改革經驗、宏大的戰略視野來推進“建構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文化傳統、良好的學術生態、較大的影響力來推進“涵育型”改革，更需要在這些基礎要素齊備的情況下，有機融合、互相牽引來塑造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對照這些必要條件來看，中國科學院具有直接成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進化島”的天然優勢。
中國科學院是國家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科學技術最高咨詢機構、自然科學與高技術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自1949年成立以來就是當之無愧的“科技國家隊”，在國家“向科學進軍”“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中均作出了重大創新貢獻，發揮了先導和主力軍作用，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盡管近年來發展上存在一些瓶頸問題，制約了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使命職責的充分有效發揮，但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些問題也是我國科技轉型期的典型困境，更是塑造“科技國家隊”改革張力的重要一環。
中國科學院涵蓋了自然科學主要基礎學科和幾乎所有重要科技領域，研究機構分布在27個省份。除了集聚于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較為先進的研究所舞蹈場地之外，在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區也布局有一些特色的研究所。還擁有大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野外臺站、數據中心、一流學術期刊等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廣闊的領域區域跨度、不同發展水平的創新單元、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可以為“演進型”改革探索提供多元、豐富的試錯主體和相對獨立的進化環境，可以盡快篩選出率先進化的“達爾文雀”，有效降低改革成本、縮短演進時間。
中國科學院具有統一的行政層級架構，擁有13個院機關部門、11個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學、130多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工程中心，圍繞中國科學院黨組形成了體系化、建制化的管理體系。同時，中國科學院在歷史上曾行使過管理全國科學研究和組織科技規劃的行政職能，具有宏觀的戰略研究和管理傳統；自改革開放以來，又一直走在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最前列，有豐富的改革經驗，對改革方向、改革節奏有敏銳的判斷和把握，有利于推進“建構型”改革。
中國科學院具有良好的科學傳統、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可以為“涵育型”改革提供相對適宜的土壤。同時，中國科學院學部的院士群體，具有權威的學術地位和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可以示范帶動全院，乃至全國的科學思想、科學文化、學術生態建設，進而能夠面向科技強國建設有效推進“涵育型”改革。
總之，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火車頭和戰略科技力量主力軍，面向新時期的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戰略，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承擔起推進我國科技改革范式轉換和科技轉型的重任，成為探索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促進科研體系多元自主演進的“進化島”，以及彌合我國科技跟蹤與引領之間鴻溝的“橋梁”。
過去40多年來，參照西方科技發展的經驗和模式，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在我國科技高速發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在進入科技轉型期后，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場可以比肩我國當年經濟改革的、范式級別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結構型”科技改革。
盡管在改革初期，“結構型”改革范式遠比“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復雜、更難以掌控，既需要宏觀科技戰略的牽引，也需要“進化島”的先導探索，更需要各種創新單元和全體科研人員的一致追求和多元試錯；但改革框架一旦搭建起來，在結構張力驅動下進入最小阻力之路，將會形成浩浩湯湯、眾川赴海的改革浪潮，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中國科學院已經率先走上了這條艱難而又富有激情的改革探索之路。
（作者：張月鴻，中國科學院 學部工作局； 《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浙江譜寫鄉村人才振興“協奏曲”（高質去九宮格會議量發展調研行）_中國網
冬日和煦，在浙江舟山普陀區展茅街道黃楊尖村路下徐自然村，“兔子集市”飄出陣陣焦米香。炒米的土灶，泡茶的陶壺，農村常見的竹椅……樣樣皆透出海島風情。
夏子喻是土生土長的海島人，2022年返鄉創業，開起“兔子集市”，專門挖掘、包裝會議室出租、銷售舟山的“寶藏”農特產品。“觀音米是舟山的特產，我們借鑒云南炒米的做法，用土灶鐵鍋炒香做茶。”夏子喻一邊麻利翻炒一邊介紹，吸引了不少游客。目前，夏子喻的團隊有21人，主要進行農特產品的商品化和品牌開發，并助力200名鄉村特產帶頭人成為助農主播。去年，夏子喻獲得了第二屆“全國鄉村振興青年先鋒”稱號。
在浙江，數萬名農創客入鄉進村創業，成為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力量。2015年，浙江提出“農創客”的概念，招募鄉村青年人才，條件是年齡45周歲以下、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在農業農村領域扎根創業勇于創新。
紹興市上虞區太平山村歷史悠久。2022年，在上海創業的上虞人陳列豐第一次到村里時，發現古村風景優美，但沒有農家樂和民宿。他查閱古籍，發現這個村自古盛產黃精，于是就跟太平山村簽約合作，成了這里的農創客。村里以閑置山林資源入股，占比60%，發展黃精加工產業。與人工培育不同，太平山黃精采取“人種天養”方式，村民將黃精種子撒落高山林間，不用農藥化肥，野外自然生長。黃精種子在全村1000余畝山林中播下后，目前已有45萬余株。
“我們不追求一時的‘網紅’。每年播種幾百畝黃精，等村里的高品質黃精長成，年年輪采，將是村里的長期財富。”陳列豐信心滿滿。在黃精產業帶動下，參觀、旅游者越來越多，村里也有了民宿、茶小樹屋鋪、餐飲業態。
“農創客入駐，讓小村變得‘熱氣騰騰’。”浙江寧波寧海縣大佳何鎮黨委書記陳威說。去年，鎮里將團聯村南陽自然村廢舊老宅重修利用，挖掘本地民俗、人文特色，打造鄉村創客孵化平臺“南陽福園”，引來咖啡、茶敘、餐飲、研學等業態的12家機構入駐。今年2月份開園以來，前來參觀學習的團隊超100批次，游客超5萬人次，營收近150萬元。
“有政府重視和扶持，我們現在不僅有了竹編工坊，還跟學校合作推動非遺進校園，在機場、五星級酒店有了陳設點，訂單紛至沓來。”寧波市鄞州區灣底村西江古村的老街非遺館內，竹編非遺傳承人、90后葉商杰十指翻飛，細如棉線的竹絲很快成為一只精巧的竹鈴鐺。
為推進農創客振興計劃，浙江實施“十萬農創客培育工程”，在資金、用地、技術等多方面予以扶持。今年，浙江啟動建設100個現代化農創園、500個農創客共富基地，為農創客提供項目孵化、技能提升等一站式服務，推行“專家+創客團隊+農戶”組團創業機制。
農創客和鄉村雙向奔赴，越來越多的村落成為游客們的“詩和遠方”。
浙江臺州臨海市城區往南7公里，一條香年溪連起了康平、垟路、宿仙、匯豐、香年、小溪6個建制村。沿溪漫步，古樹映水，石橋典雅，景色宜人。幾年前，這里還隨處可見坍塌的老屋、廢棄的院落。2022年，“江南·溪望谷”鄉村共富示范工程啟動，推出村集體以“租金保底+股份分紅+共富基金”增收、村民以“股金+租金+薪金”獲利的鄉村共富新路徑。如今，路邊有集市、茶鋪、咖啡屋，還有設計新穎的鄉村創意空間。
“鄉村創意空間不僅展交流示了古村文化，也為年輕設計師們提供了創造平臺。”南京訪談大學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祥是這里的農創客，他說：“來自23所藝術高校的青年設計師常年駐村創作，產品常常可見鄉村給予的靈感。”目前，“江南·溪望谷”已累計吸引游客60余萬人次，新增就業崗位1450余個。
浙江提出，到2025年，累計培育農創客10萬名，輻射帶動100萬名農民實現增收。
鄉村全面振興，人才是關鍵。浙江譜寫鄉村人才振興“協奏曲”，目前全省已累計培育“浙農英才”300名、鄉村產業振興“頭雁”4600私密空間人、農創客8.1萬人、現代化“新農人”27.5萬人，為鄉村全面振興打造厚實有力、活力迸發的鄉村人才矩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