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新疆生孩子扶植兵團：沃野千里活力勃勃_中查包養行情國網
【閎議】唐勇：“一體甜心查包養網兩翼”衝破、引擁有機化學成長_中國網
《閎議》訪談節目由《中國科學院院刊》與中國互聯網新聞中間聯合出品，通過采訪兩院院士及專家學者，深度探討邁進“十四五”的中國社會在各領域的發展前路。以客觀、精準的解讀，科學、前瞻的思慮，為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的中國發展破題解惑，為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貢獻聰明氣力。
有機化學托舉著“基礎研討”和“轉化應用”兩項重擔，在“四個面向”中發揮著宏大感化。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討所（簡稱“上海有機所”）作為中國科學院首批成立的15個研討所之一，在發展過程中圍繞國家嚴重需求做出了哪些貢獻？面對人工智能的新海潮，又有怎樣融會發展的新未來？七十余年的積淀，給有機所留下了哪些寶貴的精力財富？對此，《閎議》節目組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討所所長唐勇。
圖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討所所長唐勇
有機化學國家隊的任務與擔當
中國網：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討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氣力的組成部門，在實行建設科技強國的任務責任中承擔著怎樣的主要腳色？
唐勇：起首是在基礎研討方面，衝破現有理論和方式的局限，引領有機化學學科的發展。有機化學最最基礎的問題是化學鍵的選擇性活化、斷裂和重組，即在溫和條件下實現分子高效“連接”，焦點是解決效力和選擇性的基礎理論和方式；同時，有機化學加倍關注分子的“效能”，這需求通過與生物、資料等多學科穿插實現。上海有機所作為有機化學領域的國家戰略科技氣力之一，將結合人工智能等技術變革傳統研討范式，力爭在金屬有機化學、自然產物分解和化學生物學、有機氟化學等學科標的目的的基礎理論和方式上獲得衝破，推動和引領有機化學的發展。
其次是在原創技術方面，助力有機化學相關領域新質生產力發展，體現國家戰略科技氣力的擔當。有機化學是與人們日常生涯、國平易近經濟、國防平安等多個方面親密相關的學科。上海有機所結合本身的研討基礎和相關領域國家需求，積極摸索基礎研討驅動原創技術的科技創新形式，發展生物醫藥和戰略有機資料領域的焦點技術。在生物醫藥領域，一方面應用上海有機一切機分解化學的優勢，往解決主要藥物中間體和原料藥分解工藝問題，使藥物生產變得更綠色、更平安和更廉價；另一方面通過對自然產物化學生物學的深刻研討，發展面向腫瘤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等嚴重疾病的原創新藥。在戰略有機資料領域，上海有機所一方面將持續聚焦與國家平安相關的有機資料創制，同時將針對塑料淨化、動力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重塑塑料體系和煤化工產業相關的新路徑和新技術，摸索用科學/技術手腕解決白色淨化、動力轉型等帶來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
第三方面的腳色是人才培養與匯聚，科技創新靠人才，科技創新的未來在于人才，人才的培養和匯聚尤其主要。上海有機所是我國最早開始招收研討生的單位之一，在過往70多年里，已經構成了一套獨特的人才培養體系，培養的學生在學術界和產業界均獲得了驕人的成績。這方面要傳承，更要發展，接收國內外先進學術機構人才培養的無益經驗，力爭為我國甚至世界有機化學的發展培養更多棟梁之材。同時，上海有機所的目標是建設成為具有國際主要影響力的化學研討機構，接軌國際是殊途同歸，必將高度開放和一起配合，創造更好的學術研討生態環境，成為世界頂級有機化學和相關生物、資料領域學者的湊集地之一，成為我國有機化學領域的人才搖籃和窪地。
國際一起配合：“請進來”與“走出往”
中國網：國際交通一起配合給上海有機所帶來了發展空間、匯聚人才。在現在的國際局勢下，您認為上海有機所的國際一起配合應怎樣推進？
唐勇：國際一起配合與交通對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很是主要，這一點對于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討機構尤為主要。
現在上海有機所重要采取兩種方法推進國際一起配合與交通：簡單地講，一種是高程度國際學術交通促進興趣導向的國際一起配合；另一種是高質量國際科技一起配合推動的頂尖人才引進，這兩種方法均行之有效。
“請進來”“走出往”相結合，促進高程度學術交通與一起配合。在“請進來”方面，上海有機所設有“汪猷科學講座”和“SIOC科學講座”，報告嘉賓是包含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高程度專家學者。通過講座與交通，可有用清楚高程度專家學者當前最關注的標的目的，亦可清楚相關領域的國際發展趨勢，也讓對方清楚上海有機所的關重視點并提出建議，通過交通互鑒拓寬研討思緒，發現配合興趣；同時，通過組織高程度的國際學術會議，如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IUPAC）國際自然產物、金屬有機化學、雜原子化學和雜環化學等系列學術討論會，拓展研討人員的視野，宣傳上海有機所的研討結果，促進我國研討人員與國際頂尖科學家的學術交通和彼此清楚。在“走出往”方面，起首是上海有機所的研討生。上海有機所是國內最早啟動博士生發展計劃的研討單位，資助優秀畢業生“走出往”，到世界頂尖研討組往學習交通、開拓視野、晉陞程度；同時，鼓勵上海有機所的科研人員走出國門，參加包養網高程度學術會議，到國際學術組織任職，在國際主要學術期刊擔任編委或顧問編委等。到今朝為止，上海有機一切超過30位科學家在JACS等主要國際學術期刊任職，此中16人擔任期刊主編或副主編，8人在14個國際學術組織中擔任主席、理事會成員等。“請進來”“走出往”相結合的長期交通溝通，碰撞學術思惟，促使上海有機所與國際一起配合方配合感興趣的科研課題的誕生。例如，上海有機所與兩次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american藝術與科學院院士、american國家科學院院士卡爾·巴里·夏普萊斯（Karl Barry Sharpless）的一起配合就是一個很勝利的例子，雙方在“點擊化學”方面開展了深度一起配合，獲得豐碩結果，一起配合的結果也助力夏普萊斯榮獲了中國當局友誼獎。
開展高質量國際一起配合研討，從引“智”到引才。在這方面，基于中國科學院創新團隊國際一起配合伙伴計劃的科技一起配合尤為勝利。上海有機所獲得過多個中國科學院“海內團隊”的支撐，通過與國際上一流科學家一對一地深度交通和穿插研討，達成了多項實質性一起配合，產生了豐碩的一起配合結果。最凸起的是通過一起配合推動了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穿插研討中間這一“科研特區”的成立，進一個步驟推進了國際頂尖人才的引進。穿插研討中間源起于20年前的國際一起配合，在中國科學院創新團隊國際一起配合伙伴計劃項目支撐下，上海有機所與american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american哈佛年夜學終身傳授袁鈞瑛開展深度一起配合。在此過程中，袁鈞瑛傳授被上海有機所的創新文明氛圍和研討環境所吸引，于2020年10月全職參加。在袁鈞瑛傳授幫助和影響下，上海有機所又引進了哈佛年夜學終身傳授周界文等20余位優秀人才，勝利實現了“以才引才”。同時，通過一起配合，上海有機所也進一個步驟清楚到國外生物醫藥領域先進的結果轉移轉化形式和學術機構的治理經驗，推動了上海有機地點結果轉化機制領域的改造并營造了更好的學術生態環境。
春華秋實七十載
中國網：1950年，中國科學院組建了15個研討所，上海有機所就是此中之一。在迄今70余年的發展中，幾代人不斷創新奮斗，獲得了哪些主要結果？
唐勇：上海有機所成立之初就圍繞國家嚴重需求進行規劃和發展，從開展抗生素和高分子化學的研討起步，經過70多年幾代人艱苦創業、奮力拼搏，獲得了令人矚目標成績。
在基礎研討方面，上海有機所科研人員做出了諸多基礎性、引領性貢獻。例如：“人工分解牛胰島素”“人工分解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物理有機化學中的兩個基礎問題：不受拘束基化學中代替基離域參數和有機分子叢聚概念”“青蒿素的結構鑒定與全分解”等一批攀緣科技岑嶺的主要結果。發現了如亞磺化脫鹵反應、陸反應、Ullmann-Ma反應和俞氏糖苷化反應等多個國際同業認可的新反應；發展了手性催化劑自負載、邊臂戰略、催化不對稱往芳構化和負氟效應等新概念和新戰略；發明了包含陳試劑、SIOCPhox、SKP、TOX等在內的多個新試劑和新配體。百余項研討結果被american《高級有機化學》等國外經典教科書收錄，產生了顯著且深遠的國際影響。
在發展高新技術方面，作為“兩彈一星”配套資料的主要研制單位，在特種含氟效能資料（如氟塑料、氟油等）、核燃料萃取和分離、核兵器引爆用高能包養網炸藥、有機熱控涂層、低溫氟醚橡膠、無毒推進劑和燃燒機能調節劑等方面為國家平安作出了杰出貢獻；在甾體藥物（如強的松、可的松和計劃生養用藥）、抗生素（如金霉素、鏈霉素和紅霉素等）、抗腫瘤藥物（如吉西他濱和曲貝替定等）的分解工藝與應用方面，供給了關鍵技術；在有色金屬和稀土金屬的萃取劑技術、電刷鍍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等方面，產生了宏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近期，又在CO2制備“萬能溶劑”N,N-二甲基甲酰胺（DMF）、易加工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乙烯基潤滑基礎油（ETO）等多項原創技術上獲得了衝破，并勝利轉化落地，遭到了相關行業的高度關注和重視。
建所至今，上海有機所榮獲了國家和省部級各類科技獎367項，此中包含國家天然科學獎一等獎3項（含2項一起配合），國家科學技術特等獎3項（一起配合）等。與此同時，一批科學家也是以獲得了如第三世界科學院科學獎化學獎、莫伊桑（MOISSAN）獎章、洪堡研討獎、ACS Arthur C. Cope學者獎、惠斯勒糖化學獎、american化學會氟化學創造性任務獎、英國皇家化學會默克獎和Thieme-IUPAC分解化學獎等一系列國際獎項，在國際相關學術領域產生了主要影響。
“人工智能+化學”的新未來
中國網：近年來人工智能疾速發展，您認為“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討”（AI for Science）給有機化學領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唐勇：起首，我不是人工智能的專家，對人工智能的懂得能夠不到位。事實上，人工智能現在已經在我們日常生涯中獲得良多應用了，像大師所熟知的人臉識別、無人駕駛等。我認為它對于科學，對于有機化學的研討和相關技術衝破也必將帶來反動性的變化。
那么，將來人工智能能夠為有機化學家解決哪些問題呢？從我的角度往懂得重要是研討效力會年夜幅度晉陞。有機化學發展了這么多年，它的研討形式到今朝為止基礎沒有任何改變，是一項半腦力、半體力的任務。人工智能的應用則無望改變這種傳統研討范式，年夜年夜進步研討效力，下降研討本錢。上海有機所對人工智能與化學的穿插高度重視，早在2021年之前就開始了自立布局，并且獲得很好進展。依照上海有機所的規劃布局，第1階段重要開發全自動的分解實驗室，解決分解的效力和標準化問題。今朝，上海有機所已開發出第一代實驗裝備，實現了只通過電腦操縱即可完成從投料到出剖析結果的全流程貫通，一天可完成上百個化學反應；后續迭代升級的裝備可實現更高的反應數量。第2階段重要是樹立云實驗室，將全自動實驗室包含試劑、元件、端口等標準化，實現應用電腦或mobile_phone在云端對化學分解實驗的遠程操控，使得化學實驗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科研人員全部旅程不進實驗室就可以輕松而平安地開展化學研討。從今朝進展看，這一目標2025年無望實現。第3階段是樹立分解化學/反應數據庫，應用機器學習實現反應和分解線路設計與優化，年夜幅晉陞研討的精準性和整體效力，今朝上海有機所正在通過多方一起配合推進此項任務。第4階段是在完美反應數據庫的基礎上，樹立化學結構—特定效能數據庫并發展年夜模子，融會分解科學與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實現“結構設計→分解執行→效能實現”全鏈條的下一代分解科學研討與技術應用的范式，真正讓分子智能制造（簡稱“分子智造”）成為能夠，改變有機化學長期以來的傳統研討范式，實現包含效能資料和藥物/農藥在內的效能物質定向、精準、平安創制。
“一體兩翼”衝破，聚焦主業謀發展
中國網：“十五五”期間，上海有機所的重點研討標的目的是什么？
唐勇：“十四五”期間，上海有機所制訂了“一體兩翼”發展規劃。“一體”是最基礎，是焦點；“兩翼”是“一體”的出口，更是上海有機所未來發展的原動力。“十五五”期間，上海有機所將秉承上述理念繼續前行，專注有機分解化學中的基礎科學問題，也就是分子若何選擇性活化、斷裂和重組等問題。例如：若何實現反應和分解加倍高效、綠色和本質平安，若何通過分子結構調控分子效能等。在此基礎上，一方面將結合上海有機所的有機分解優勢，發展現有戰略有機資料的經濟、綠色制造，同時根據國家嚴重需求摸索發展下一代的資料，為國家平安供給關鍵配套資料，為國平易近經濟產業鏈安包養全等供給原創技術；另一方面，將通過學科深度穿插，進一個步驟發展自然產物化學生物學，力爭為治療腫瘤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原創藥物發現供給科學基礎，為我國國民的性命安康作出貢獻。總之，上海有機所將力爭在有機分解化學領域構成更多的國際同業公認的基礎理論和方式，發明更多的原創技術引領相關行業發展，培養匯聚更多世界一流的有機化學家。
科學家精力鑄就研討所文明
中國網：上海有機所是中國科學院成立最早的研討所之一。您認為在70余年的發展和創新過程中，上海有機所的科學家精力是若何體現、傳承和發揚的呢？
唐勇：包養在過往70余年的發展中，科學家精力是上海有機所持續、穩定、高程度發展的“魂”，它已融進上海有機所的文明之中，是上海有機所創新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甚至可以說是上海有機所創新文明的“基因”。上海有機地點黨建引領的科學家精力教導方面獨具特點，那就是把它作為上海有機所本身創新文明生態建設的焦點內容。
具體情勢包含：
鮮活宣傳。例如上海有機所結合汪猷、黃耀曾、黃維垣等老師長教師們的誕辰紀念，組織舉辦科學包養網比擬家精力座談會，邀請跟老師長教師熟習的、老師長教師身邊的同仁到所座談交通，講述科學家的故事，同時制作相關視頻，把他們任務的一些畫面、一些真實的場景生動地傳遞給后輩。別的，上海有機所也借助以老師長教師定名的會議室，將老師長教師的經典語錄和故事融進此中，讓大師在日常學習任務中受教于無形。
言傳身教。上海有機所的老師長教師們從不搞特別，例如平時吃飯都是跟學生們、后輩們在一路，打飯排隊中大師均能感觸感染老科學家們的和藹可掬，也有了與老師長教師們交通的更多機會。這些日常生涯中的言傳身教，也是上海有機所弘揚科學家精力的特點方法之一。
陳列室中的文明和精力。上海有機地點成立70周年時樹立了研討所發展陳列室，特點是將科學家精力和創新文明融進此中，呈現了老一輩科學家的科研任務日常點滴和體會，用再平凡不過的“日常”，抽像地幫助后輩們感悟此中的精力。今后，上海有機所將自始自終重視科學家精力宣貫，將這些精力深度融匯到創重生態文明中往，傳承并發揚光年夜。
中國網：本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中國科學院建院75年，您對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有怎樣的寄語？
唐勇：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中國科學院建院75周年之際，作為中國科學院最早成立的15個研討所之一，上海有機所將不忘初心、堅守定位，奮力為我國有機化學領域和資料化工、生物醫藥相關領域發展作出更多貢獻，踐行其作為國家戰略科技氣力的高尚任務。
（本期策劃：楊柳春、王振紅；編審：楊柳春、王振紅、王虔；編輯：王虔、文彥杰、武一男。出品：《中國科學院院刊》、中國互聯網新聞中間）
川躲線日誌查包養網心得丨高原“守”藝人_中國網
11月5日，在四川省甘孜躲族自治州巴塘縣，王扎西在家中收拾弦胡。在四川省甘孜躲族自治州巴塘縣，人們時常跳起弦子舞，這是一種集詩、琴、歌、舞于一體的綜合性扮演藝術，領舞的弦胡手是扮演能否勝利的關鍵。弦胡，凡是用柏木做琴筒，在琴桿頂部雕鏤龍頭寶塔。本年66歲包養網的弦胡手王扎西是“巴塘弦子舞”的省級非遺傳承人。為保護并傳承弦包養網子舞和弦胡制作技藝包養，王扎西在本身衡宇里建起弦胡制作坊，并在各類活動包養網中扮演，展現弦胡的韻律和弦子舞的魅力。
在均勻海拔超過3000米的川西高原，活躍著一批躲族傳統手工藝人。他們扎根家鄉，堅守初心，從未間斷對傳統技藝的實踐與傳承。土陶制作、牛包養網羊毛編織、銅鑄、唐卡繪畫……精細的工藝賦予這些手工藝品獨特的藝術價值。
近年來，川西高原上的“守”藝人們不斷推陳出新，生產的手工藝品逐漸從高原走向海內外市場。
新華社記者 胥冰潔 攝
“芏科”陳科霖：與環保紙箱查包養網站比擬的博弈_中國網
在紙箱的箱蓋、箱底一側各粘著一款環保膠條，封箱時剝往膠條離型紙，將蓋板與箱體緊緊貼合，開箱時從膠條一端輕輕一撕，就能將蓋板與箱體隔離，這即是環保紙箱拉條紙箱的應用方式，不僅便捷易操縱，並且一個紙箱能重復應用三四次。
這一項目標發明者是95后創業青年陳科霖。陳科霖是重慶芏科科技無限公司創始人，芏科是一家以“用科技讓環境變得更美妙”為主旨的環保類企業。
陳科霖萌發創辦一家環保類企業的設法是在高中時期。公司名稱中“芏”字，良多人并不了解其讀音。陳科霖回憶說，高中時一次翻閱字典，他無意中發現“芏”字，這是一個冷僻字，單字并無實意。
“從字體上看，是從土里長出一棵小草，這很契合當初創業時的初心和設法，努力于綠色環保。”陳科霖說。
其實，拉條紙箱并非陳科霖設計、研發的第一款環保紙箱，卻是市場認可度比較高的一款。
陳科霖坦言，他設計出的第一款環保紙箱是折疊紙箱，那是一款將箱蓋延長、可折疊與箱體扣合的紙箱，最年夜的特點是打包速率快，不僅美觀並且節省空間。
“但這款環保紙箱如落地生產的話，本錢較傳統紙箱要超出跨越40%，沒有廠家接納，就‘夭折’了。”陳科霖遺憾地說。
那是2016年，陳科霖正在重慶城市治理職業學院就讀計算機網絡技術專業。同年6月，重慶芏科科技無限公司正式注冊成立。
為何將創業標的目的確定為環保紙箱？源于陳科霖在校園內的留意觀察。
“我發現同學們在取完快遞后，包裝紙箱就隨手丟棄在渣滓桶，這對環境并不友愛，形成很年夜的浪費和淨化。”陳科霖說，那年他查閱數據，全國每年要耗費100多億個包裝紙箱，由此形成紙箱、膠帶、塑料袋等多種類快遞渣滓，快遞包裝綠色化火燒眉毛。
在折疊紙箱“夭折”后，陳科霖并未氣餒，他改變研發思緒，“根據現實需求，設計環保紙箱重要從兩個角度著手，一是結構，二是資料”。
研發過程中，陳科霖眼前經常會堆著厚厚一摞A4紙。他用鉸剪不斷剪裁著腦中構思出的環保紙箱圖樣，再嘗試拼接一路，看能否可行，最多時，一天會剪失落上百張A4紙。
一次，包養網 花圃學校任課老師開打趣詢問陳科霖，你是學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一天天剪這么多A4紙干嗎。的確，跳出專業領域設計紙箱對于陳科霖而言并非易事，他只能不斷地用紙模驗證構想。
2016年9月，陳科霖設計出拉條紙箱。拉條紙箱的封與拆只需通過一種環保膠帶實現，三步打包、一個步驟拆解。
研發期間，家庭經濟寬裕的陳科霖為了節省3000元的紙箱建模價格，自學AutoCAD、Photoshop、Adobe Dreamweaver等軟件，本身的辦公電腦帶不動這類行業軟件，便跑到網吧往建模。
完成建模后，陳科霖騎上一輛借來的自行車，一次次往復于學校與重慶市璧山區之間，聯絡紙箱代工廠生產出樣品和尋找客戶。但迎來的是三番五次的碰鼻，“良多客戶對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一個年夜學生，我們憑什么用你們的產品，你們的紙箱能夠達到我們的請求？’”陳科霖說。
面對客戶拋來的種種質疑，陳科霖并未退縮，“通過市場剖析與比較，拉條紙箱有著明顯的特點和優勢”。
陳科霖明白記得，他談成的第一單生意是“三顧茅廬”的結果。
那是一家位于重慶市渝北區以經營農產品為主業的企業，前兩次往，陳科霖都遭到拒絕。第三次，陳科霖帶著紙箱樣品從下戰書2點比及6點，通過30分鐘詳細介紹和好談，終于簽成了第一單生意。
“那家企業批準訂制500個拉條紙箱，先試用一下。”陳科霖說。直到包養明天，該企業還是陳科霖的固定客戶。
那一刻，為生涯所迫曾擺攤賣過蔬菜、鮮花、數據線，給mobile_phone貼膜，甚至與同學包養合拍過網劇的陳科霖終于迎來一絲曙光。
對陳科霖而言，創業之路并非坦途，他幾乎天天早出晚歸、廢寢忘食。一下課，他就背上電腦到學校供給的辦公室，經常加班至深夜才回到寢室。每逢冷寒假，他吃住在辦公室，餓了吃一碗泡面或一份盒飯，困了就睡外行軍床上。
為了打開市場，陳科霖一邊研發新款環保紙箱，一邊不斷奔走走訪客戶，推介產品。
在發現用于冷鏈運輸的傳統泡沫紙箱的痛點后，陳科霖通過選用可塑性淀粉資料（PSM）研發出一款保溫紙箱。
可塑性淀粉資料，是一種可生物降解的熱塑性資料。在拉條紙箱中，陳科霖已應用這種環保資料用于生產膠條。在保溫紙箱中，他將該資料用于紙箱內襯，并與外層紙殼固牢成一體，紙箱不僅可重復應用、易天然降解，並且可折疊寄存節省95%空間，隔熱保溫率也能達到98%包養網。
那兩年，面向市場實際需求、空缺和痛點，陳科霖還相繼研發出扣壓紙箱、渣滓紙箱、花包養網心得盆紙箱等款類。以扣壓紙箱為例，其采用無縫重疊、虛線穿孔等技術和設計，實現多層可變結構，不僅能將封箱速率晉陞兩倍，並且箱體可承重200斤，成為獨創產品。
創業以來，陳科霖帶著他的環保紙箱參加各種雙創賽事，宣傳他的產品，傳遞他的環保理念。
2018年，在第三屆全國“互聯網+”快遞年夜學生創新創業年夜賽上，團隊獲得創業計劃實施類金獎；2019年，在重慶青年創新創業年夜賽暨第六屆“創芳華”中國青年創新創業年夜賽重慶賽區中獲得一等獎；同年，在第五屆中國“互聯網+”年夜學生創新創業年夜賽重慶賽區選拔賽中榮獲金獎，并在第五屆中國“互聯網+”年夜學生創新創業年夜賽中獲得銅獎；2022年，在第八屆中國國際“互聯網+”年夜學生創新創業年夜賽中榮獲金獎……
在賽場外，環保紙箱也逐漸遭到關注和認可，從2019年到2023年，環保紙箱連續三屆成為全國郵政行業職業技巧競賽獨一指定包裝用品。
2023年12月，陳科霖當選為重慶市青聯委員，近年來逐漸從創業者成長為一名創業導師。每個月，他都會回到母校重慶城市治理職業學院，為學弟學妹們講上兩三堂職業規劃課，也會應邀往重慶市其他高校講授創業經歷、策劃書制作、商業談判等相關課程，用本身的親身經歷往為年夜學生創業者答疑解惑。
近年來，陳科霖以本身氣力積極回饋社會，在助學、助農、助殘、擁軍等公益行動中，都有著他的身影。2020年6月，他為重慶市巫溪縣下堡鎮石門村捐贈5000個設計好的紙箱，用于幫助果農晉陞當地生果李子產業的附加值，助力果農增收。
現在，在芏科公司辦公室內，展現著一排排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紙箱，此中既有環保系列紙箱，也有工業類、農業類傳統紙箱。在陳科霖看來，這些紙箱見證著他8年來的創業之路，也見證著他的環保初心，“我們尋求的是最簡包裝，追夢的是藍天白云、青山綠水”。
綠色礦山建查包養網站設周全推動_中國網
以後，經濟社會成長周全綠色轉型加速推動，人們傳統印象中的礦業正換新顏。
本年4月，天然資本部等7部分結合印發《關于進一個步驟加大力度綠色礦山扶植的告訴》（以下簡稱《告訴》），提出各地要安身礦業成長現實，推進新建、改擴建、生孩子礦山（證照符合法規有用、包養近3年內正常生孩子、剩余儲量可采年限不低于3年）所有的展開綠色礦山扶植。至此，在歷經此前建議摸索、試點示范后，我國綠色礦山扶植進進周全推動階段。
若何進一個步驟引領礦業綠色低碳轉型？礦山企業要掌握哪些重點？各方若何構成協力？記者對業內助士停止了采訪。
從選優等生到合格線
《告訴》請求，到2028年末，綠色礦山扶植任務機制加倍完美，持證在產的90%年夜型礦山、80%中型礦山要到達綠色礦山尺度請求，各地可聯合現實，參照綠色礦山尺度加大力度小型礦山治理。并且《告訴》從義務主體、第三方評價、靜態名錄治理、尺度系統等方面提出請求。
在多位業內助士看來，上述請求分類施策，給出了周全推動綠色礦山扶植的時光表和道路圖。
“曩昔是選優等生，以多數優良礦山施展示范引領感化。但此刻，扶植綠色礦山則是給礦企規定的合格線。”在日前舉辦的2024中國國際礦業年夜會綠色礦山扶植與礦業綠色成長分論壇上，天然資本部礦產資本維護監視司計謀計劃處處長余陸地說。
余陸地先容，2017年，原領土資本部等6部分出臺了《關于加速扶植綠色礦山的實行看法》，那時對綠色礦山的定位為多數優良礦山，旨在經由過程建立千家綠色礦山典范，示范引領扶植過程。近年來，礦業慢慢將包養網綠色成長理念貫串礦產資本開闢應用全經過歷程，經由過程推進開采方法迷信化、資本應用高效化、企業治理規范化、礦區周遭的狀況生態化以及礦區社區協調化，行業正在構成新的成長形式。
在開采方法上，礦業由要素驅意向立異驅動改變，以進步前輩綠色低碳技巧展開設備進級和技巧改革，以智能化手腕助推綠色化成長；在資本應用方法上，由集約揮霍向集約高效改變。曩昔10年，全國年夜中型礦山多少數字和礦業範圍化集約化程度明顯晉陞，以往礦產資本多、小、散、亂的開闢格式獲得轉變。
“跟著綠色慢慢成為礦山高東西的品質成長底色，綠色礦山扶植由示范引領轉向周全推動的前提曾經具有。”余陸地說，以後，新一輪科技反動和財產變更向縱深演變，全球財產鏈供給鏈面對深入調劑，動力資本平安是國度平安系統的主要構成部門。必需要兼顧好成長和平安，對的處置高東西的品質成長與高程度維護的關系，站在人與天然協調共生的高度策劃礦業綠色低碳成長。
尺度系統不竭健全
評價目標是引領綠色礦山扶植的主要指南。由于礦業的特別性，分歧區域、礦種、範圍、開采均存在必定水平差別，需求分歧層面的尺度彼此共同。
此前，天然資本部已發布非金屬、化工、黃金、煤炭等9個行業綠色礦山扶植規范。同時，一些地域聯合本地礦包養網產資本特色出臺處所規范，今朝已有19個省份公佈了80余項處所尺度。此外，一些年夜型範圍礦企也制訂發布了企業尺度，用于規范所屬礦山功課。
中國天然資本經濟研討院礦業綠色成長研討所所長楊繁以為，從實行看，今朝已有國度尺度、行業尺度、處所尺度、集團尺度、企業尺度，多項尺度完成了重要行業全籠罩，綠色礦山扶植尺度系統曾經初步建成。
假如說尺度系統是綠色礦山扶植硬門檻，那么設定綠色礦山名錄則是優中選優。此前，為催促綠色礦山連續晉陞扶植程度，天然資本部對綠色礦山展開遴選，并將合適相干尺度請求的礦山歸入全國綠色礦山名錄，處所依據響應尺度設置省級、市級、縣級綠色礦山名錄。
《告訴》對綠色礦山名錄治理停止了優化。《告訴》提到，加大力度國度級和省級綠色礦山名錄的靜態治理，不設市級、縣級綠色礦山名錄；已建立的市級、縣級綠色礦山經評價后擇優歸入省級綠色礦山名錄，催促綠色礦山連續晉陞扶植程度。此外，《告訴》修訂完美了國度級綠色礦山扶植評價目標，將此前100項1000分的評價目標，精簡為49項100分。
中國礦業結合會總工程師干飛以為，此次調劑凸起了重點目標，將實在進步評價的實用性和可操縱性。別的，對于不再設市級、縣級綠色礦山名錄的變更，這重要是針對之前部門市縣級小型礦山在面臨綠色礦山扶植的高本錢投進和生態維護剛性請求時，并未隨機應變，制訂的扶植打算與現實不符，背叛名錄設定初志。此刻只保存國度級和省級綠色礦山名錄，可以或許有用分級，從軌制上下降推進綠色礦山扶植的本錢。
“綠色礦山扶植是一個靜態連續的經過歷程，要依據法令律例、技巧尺度等變更對評價目標停止實時調劑，不竭完美尺度系統，穩固扶植結果。”楊繁表現，外行業尺度上，由天然資本部牽頭持續研討制訂露天開采礦山、地熱礦泉水等綠色礦山扶植尺度；同時，各地天然資本部分要優化處所尺度，細化明白省級綠色礦山評價目標；有前提的礦業團體和企業研制企業尺度并在現實中利用，將各項綠色請求落到實處。
推進構成扶植協力
時光表已定，道路圖已出，綠色礦山扶植周全提速。
在浙江，本地依托數字經濟基本，打造進級版綠色礦山，經由過程省域空間管理數字化平臺搭建了“綠礦智用”場景，推進礦產資本管理綠色轉型。在青海，西部礦業團體無限公司以工藝立異推進固體廢料平安處理率和選礦廢水回包養網用率均達100%。
截至今朝，我國已建成1000余家國度級綠色礦山和3000余家省級綠色礦山。不外從總量看，今朝認定的綠色礦山約占全國礦山總數的14%，接上去仍需加緊發力。
在干飛看來，既要看到我國綠色礦山扶植獲得的結果，也需熟悉到以後仍然存在分歧地域或行業創立不平衡、部門礦山企業創立動力缺乏的情形，要進一個步驟構成多方協力，為周全推動綠色礦山扶植連續注進新動能。
楊繁以為，健全跨部分任務機制是主要基本和舉動保證。綠色礦山扶植觸及天然資本、生態周遭的狀況、財務、市場監管、林草等多部分，要依照職責分工親密共同，樹立健全溝通和諧機制，強化日常監視和名錄靜態治理，構成政策與任務協力，配合推動綠色礦山扶植。
依法從事礦產資本開闢的企業，是扶植綠色礦山的主體。對企業本身而言，要適應財產進級趨向，加大力度綠色低碳技巧工藝設備改革進級，同時加速融會5G、年夜數據、internet、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巧，推進礦山企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成長，進一個步驟晉陞資本開闢應用與生孩子治理效力；對內部周遭的狀況而言，要加年夜立異支撐政策，摸索完美綠色礦山扶植鼓勵束縛機制，加年夜用地、用礦、金融等政策支撐力度，在礦業權出讓、整合及打點扶植用地、用林、用草等手續時，依法依規對綠色礦山企包養網業予以支撐。
此外，強化監視治理，經由過程合同治理、名錄靜態治理、督導核對等方法，請求礦企落實好礦山開闢應用、生態修復、周遭的狀況維護等計劃，明白扶植義務和進度，依照合同請求實時完成綠色礦山扶植義務。
高質量發展調研行｜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特色農業助去九宮格聚會力農民增收_中國網
是誰去九宮格共享空間在孩子身上“榨”流量？_中國網
打造“網紅兒童” 曝光校園日常 跳起勁歌熱舞
是誰在孩子身上“榨”流量？
“為了不給孩子拖后腿，我們給她請了一位全能型老師——××學習機。”視頻里，媽媽介紹學習機功能的同時，孩子在學習機上演示著如何操作，一幅其樂融融的畫面。
這是粉絲數超8萬的某母嬰博主最新發布的一則視頻。點進其主頁可以看到，其一年多來發布的70多條視頻中，絕大多數視頻都與孩子有關，比如孩子配合媽媽演繹故事，介紹產品和分享經驗等。
類似以孩子為主角的短視頻賬號并不鮮見。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未成年人成了一些博主的“流量密碼”，孩子的童年生活、校園日常等全程被網絡包裹注視，不少短視頻中還充斥著商業氣息，“網紅兒童”配合家長演戲成了產品推手，劇本痕跡明顯。更有甚者，一些“網紅兒童”在視頻中打扮性感成熟，跳著火辣舞蹈，評論區里夾雜著低俗的言論。
受訪專家認為，凡是涉及未成年人的視頻創作都要保持謹慎，考慮拍攝目的是否會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發布是否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建議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平臺或行業協會發布自律見證規范，評估未成年人頻繁出鏡視頻的風險，采取一定措施，減少推送有負面影響的內容。
拍視頻孩子當主角
演繹劇本引流帶貨
除了是一名一年級小學生外，“×妹”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某短視頻平臺上擁有800多萬粉絲的知名博主。該賬號的視頻內容多是圍繞“×妹”展開，其中涵蓋大量軟廣帶貨內容。比如在一條視頻中，開頭講媽媽去接“×妹”放學，后半部分以介紹爸爸的“新車”為主，在這個過程中，孩子的臺詞推動劇情發展，如“爸爸，這車真舒服”。
在多個短視頻平臺上，記者看到大量以孩子為主角的視頻。一些賬號突出“反差萌”，父母扮演“擺爛”的一方，玩手機、玩游戲、不會做飯，孩子自己照顧自己，展現懂事和早熟的一面；一些賬號營造“天才兒童”，孩子面對鏡頭“金句頻出”，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還有一些賬號通過孩子“惡搞家長”“制造沖突”“化身小棉襖”等劇情演繹打造人設，吸引流量。
引流后往往是變現。記者隨機查看十幾個粉絲量超100萬的“網紅兒童”賬號發現，都和“×妹”的視頻類似，將廣告內容穿插在視頻劇情中，借孩子之口推薦商品。其中多個賬號開通了櫥窗帶貨功能，個別博主還進行直播帶貨。
在這些賬號背后，還有MCN機構(網紅孵化機構)的身影。
位于浙江杭州的某MCN機構負責人劉女士介紹，他們日常會注意挑選有潛質的培養對象，一般要有一定的粉絲基礎，并且五官端正、長相清秀、口齒清晰，主要選擇幼兒或小學生，這類兒童比較吸睛且沒有學習壓力，培養成熟后可以往服裝、日用品等商業方向發展，有較長的培養周期和收入周期。她坦言：“劇本演繹和打造人設的情況在‘網紅兒童’短視頻中很常見。”
“有時會讓孩子們1對1教學出鏡配合拍廣告，孩子們不懂，就完全靠引導。有腳本的時候，我和孩子們就是演員了。”遼寧大連的張女士家中有一對5歲的雙胞胎女兒，其開設的賬號在某短視頻平臺上有15萬粉絲。
張女士告訴記者，她在2021年和某MCN機構簽約，由機構對其賬號進行運營指導，賬號主角是兩個孩子。“MCN機構會幫忙對接廣告，抽取50%左右傭金，同時提供腳本和剪輯，我只負責給孩子拍攝視頻。一個月能接兩三條廣告，每個廣告到手2000元至4000元。”
小樹屋今年年初，大學生辛雪用自己的賬號拍外甥安安的短視頻意外走紅，某短視頻平臺最高點贊量超400萬，賬號至今積累了17萬粉絲。
“很多MCN機構找上門來，承諾簽約可以給我接更多廣告，保底每個月兩三條。”辛雪說，MCN機構稱“合作屬于掛靠性質”，即通過操作將賬號掛靠到他們公司，收益三七分。
辛雪幾番考慮后拒絕了：“一方面是我不了解掛靠形式，另一方面也擔心MCN機構要求我們進行有腳本的計劃性拍攝，對孩子成長有不利影響。”
要在瞬息萬變的網絡浪潮中吸引并留住熱度，只靠呈現純天然的兒童視頻很難做到。有不愿具名的短視頻博主告訴記者，孩子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有趣、有吸引力，為了提高短視頻引流效果，一些家長、MCN機構想方設法為孩子打造人設、博出位，從開通賬號、確定人設到運營推廣都有一對一的具體方案，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而孩子的本來面貌慢慢淹沒在一個又一個短視頻里。”
在多個社交平臺上，有自稱“流量專家”“運營專家”的賬號稱，可小樹屋以為“母嬰賽道沖流量”。調查中，記者以母嬰博主的身份向自媒體平臺上的“流量專家”咨詢：隨便記錄日常就行嗎？得到的答復是“肯定不能隨便拍，主要靠腳本、靠臺詞，不然誰都能火了”“需要設定‘小大人’風格”等意見，甚至有“專家”直言要將兒童變成表現自然的“演員”才能獲得成功。
校園生活成為賣點
小學生跳起了熱舞
“兩個老師同時掉進水里，你手上有一塊草莓味和巧克力味小蛋糕，你會怎么處理？”
“反正我不救×老師，因為他對我不好。”
……
記者調查發現，以幼兒園、中小學校園等為拍攝場景的視頻也成了一些賬號的主打賣點。記者在某短視頻平臺搜索“師生日常”“校園生活”“班主任視角”“教室監控”等關鍵詞，出現了不少標注老師身份的作者分享學生出鏡的短視頻和教室監控視頻。
在部分拍攝學生的視頻下方出現了不少不滿的評論和觀點，“想知道她是真的教師嗎”“發出來學生同意了嗎，侵犯學生肖像權和隱私權”“不要誤人子弟”……
近期，一則“給上課愛說話的學生戴小蜜蜂”的視頻在網上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議。據報道，該老師遭到家長投訴后主動離職并發布了一則道歉視頻：“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識淡薄，給家長和孩子帶來了傷害，同時也給校方帶來了麻煩，在此我想對你們說一聲對不起。”
受訪專家表示時租場地，當前，教育類短視頻中，一些作品是師生以隨手拍的方式展示正能量，予人啟迪；但也不乏以教育為噱頭，讓本應教書育人的地方成為個人秀場，把學校當成了流量蓄水池，把未成年人當成了短視頻道具。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處理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應當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同意。個別中小學老師直接在網上分享有關學生的視頻，如果沒有經過孩子及監護人的同意，可能會侵害未成年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這種行為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說。
鄭寧分析說，有的視頻看似記錄校園生活，但學生是重點，各有各的人設，比如，課堂提問，總有幾個冒尖的學霸，也總有答非所問、引人大笑的后進生，而一旦學生“群演”人設固定、傳播破圈，就很容易被人圍觀和議論，影響到個人學習和生活。“個別教師以此為噱頭拍攝短視頻，可能走向傷害學生的對立面。”
此外，記者調查發現，一些未成年人成了一些過度成人化的視頻主角，跳起了勁歌熱舞。
在某短視頻平臺，“小學生拍跳舞的視頻”和“愛跳舞的小姑娘又來了”兩個話題約有400萬人參與拍攝，230億次播放量。部分視頻中，10歲左右的女孩隨著音樂跳舞，一些女孩上裝穿吊帶或露臍短衣，下裝穿短裙或短褲，還會刻意做出瞇眼、嘟嘴、扭屁股等表情動作。記者點進視頻使用的背景音樂發現，使用該音樂的更多是成年女性用戶，且風格成熟性感。
記者進入某視頻賬號主頁發現，該博主在兩年內發過多條青少年女孩穿著緊身衣、背對鏡頭扭屁股和扭腰的視頻，一些網友在評論區發送“愛看”“流鼻血”“真饞人”“越來越性感”等不當內容，也有人直言“這個媽媽怎么當的？！”
在鄭寧看來，根據《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類似的內容可能涉嫌軟色情擦邊，讓未成年人模仿過度成人化的舞蹈動作違反社會公德，同時違背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如果視頻暴露了未成年人的私密部位，則可能侵犯其隱私權。
進行必要風險評估
推出自律規范引導
今年5月，山東省鄆城縣人民法院辦理了一起涉未成年“網紅”的合同糾紛案。一名未成年“網紅”因違約被MCN機構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經濟損失。據了解，涉案未成年“網紅”的確存在違約，但MCN機構也存在要求該未成年人長時間錄制的事實。辦案法官稱，MCN機構讓未成年人超時錄制，不利于其身體健康，沒有履行保護未成年人的社會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韜奮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導師劉廣偉認為，小孩子美好可愛的形象和天真爛漫的想法，成了商業社會中具有吸引力的消費符號。“我們在相時租關調研過程中發現，在商業利益驅使之下，不管是簽約‘網紅兒童’的MCN公司，還是對兒童寄予厚望、望子成龍的家長，他們多傾向于打造更具有流量價值的兒童符號。打造‘網紅兒童’時，從孩子的穿搭、講話內容到人設上都呈現成人化趨勢，這多是家長或資本有意為之。”
劉廣偉介紹，為了達到理想的兒童表演效果，不少“網紅兒童”背后的策劃者精心為兒童表演者設定人設和搭建表演場景，根據平臺流量規則進行視頻剪輯和賬號運營工作，以迎合流量。
“這一過程中，兒童無形間淪為互聯網經濟的被動參與者，可能受到不良價值觀的影響被物化和成人化，他們還可能因為外界的過度關注而導致隱私泄露等問題。”劉廣偉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家長主動為孩子設定角色內容，因為精心設計的人設可以確保孩子展現出與其風格相契合、特色鮮明的個人形象，增強其在網絡平臺上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在受訪專家看來，雖然法律目前并未明文禁止未成年人作為短視頻的主角或者參與方之一，但并不意味著拍攝發布含未成年人視頻不受任何限制。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社會公序良俗等角度來看，未成年人出鏡的短視頻內容應受到更為嚴格的審核和把關。將未成年人推向網絡，要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拍攝視頻要謹慎，避免未成年人參與有炒作、演繹性質的內容。同時，關注人身安全和個人隱私，不過度曝光青少年生活，引導青少年正確看待粉絲規模和褒貶，不過度強調粉絲背后的經濟屬性、價值屬性。
“目前的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禁止未成年人出鏡，或者禁止打造‘網紅兒童’，有待后續的相關法規政策作進一步完善，平臺或行業協會可以推出一些自律規范作為正面引導。保護未成年人在互聯網媒介上的安全和權益。”鄭寧說，需要政府、企業、學校、家庭和社會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構建一個舞蹈場地健康、安全、有益的網絡環境。
在鄭寧看來，目前，我國已構建起完備的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體系，要加大法律監管和執法力度，對利用“網紅兒童”牟利、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為進行嚴肅查處。加強對MCN機構的監管，讓其不得參與或推動損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活動。短視頻、直播等網絡平臺需進一步加強內容審核和管理，利用技術手段精準識別和處理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違規內瑜伽場地容。(文中受訪者除專家外均為化名)（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張雅婷）
今年以來十余個省份上調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如去九宮格講座何確定和調整_中國網
自12月1日起，內蒙古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一類、二類、三類地區全日制月最低工資標準較調整前各增長290元。今年以來，江蘇、浙江、河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西、湖北、湖南等10余個省份陸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多數省份月最低工資漲幅為200元左右，最高上漲290元，個別省份上漲100元左右。從調整后的水平看，已有20余個省份第一檔最低工資超過2000元。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有何影響？將惠及哪些人群？就讀者關心的問題，記者教學近日采訪了內蒙古、江蘇、湖南等省份人社廳有關負責人。
問：什么是最低工資標準？如何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答：根據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低工資的具體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九宮格最低勞動報舞蹈場地酬。按照《最低工資規定》，確定和調整月最低工資標準，應參考當地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因素。確定和調整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應在頒布的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考慮單位應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基本醫療保險費因素，同時還應適當考慮非全日制勞動者在工作穩定性、勞動條件和勞動強度、福利等方面與全日制就業人員之間的差異。可以通過抽樣調查、統計分析、實地調研等形式對最低工資調整進行評估，從而合理確定標準。
據了解，各地分檔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主要是考慮到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成本、人口結構、收入水平等存在差異，通過分檔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更好保障勞動者生活需求。
問：最低工資標準一般多久調整一次？
答：據統計，近年來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每2—3年調整一次。
根據《最低工資規1對1教學定》，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應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實行計件工資或提成工資等工資形式的用人單位，在科學合理的勞動定額基礎上，其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相應的最低工資標準。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延長九宮格工作時間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和條件下的津貼，以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
問：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將惠及哪些就業群體？
答：在江蘇，最低工資標準主要適用于行政區域內的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個體經濟組織、基金會、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惠及各行業中薪酬較低的勞動者，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也有幫助。小樹屋對于銷售員、中介人員等采用“低底薪+高提成”模式發放工資的勞動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可提高他們在業績低谷時的待遇。
最低工資標準上調還將惠及靈活就業群體以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比如，在江蘇，對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靈活就業群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全部適用最低工資標準相關要求；對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過程管理的新就業形態勞小樹屋動者，明確不低于用工所在地最低小時工資標準。
除了關乎收入水平，最低工資標準還是調整失業保險金等相關待遇的參照線，上調后能進一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問：用人單位如果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將承擔什么責任？勞動者如何維護合法權益？
答：用人單位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將違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用人單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的，應當支付其差額部分。不支付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依法責令用人單位向勞動者加付賠償金。
對違反最低工資標準規定的用人單位，勞動者有權投訴舉報，舉報途徑包括12333熱線、屬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等，也可依法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記者 邱超奕）
科技改革需要構建新范式：理論去九宮格聚會探析_中國網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決策部署，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為目標，系統布局和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舉措，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的加速變革、國際環境的突變，科技體制機制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和尖銳起來，科技改革舉步維艱，一些“瓶頸”問題日益凸顯，科技領域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口中“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有鑒于此，在當前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科技體系需要的不僅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機制改革和結構調整，可能更加需要改革“改革”本身，即從當前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抽離出來，重新反思當前的改革路徑和模式，積極探索與科技大轉型及科技強國建設相適應的科技改革新范式。
科技改革需要新范式
科技轉型發展呼喚科技改革新范式
從我國科技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我國科技發展自民國時期開始形成部分專業領域的雛形，到新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科學體系，再到改革開放后“科學的春天”恢復科研秩序，再到實施“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科技強國”戰略加速科技發展，百余年來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但科技發展的底層邏輯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一直在西方的參照系之下，因循著學習和跟隨西方的邏輯（圖1）；相應地，我國科技改革也主要表現為以西方科技體系為樣板、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修復型”改革范式。近年來，隨著我國在許多領域從“跟跑”跨越到了“并跑”甚至“領跑”的位置，我國科技發展的這個百年邏輯正在發生日益加速的轉向，我國在很多領域與科技發達國家同樣站在了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前沿，必須從亦步亦趨的跟隨者向自主探索的引領者轉變，從問題的回答者向問題的提出者轉變，從致力于打造科技的外在系統向塑造科學的內在靈魂轉變。這就需要與過去跟蹤時期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組織形式、管理機制和文化生態，相應地也需要完全不同的改革邏輯。
從世界科技發展的總體態勢來看，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推進，當前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科技革命斷裂期（圖1），特別是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發展，正在推動科研范式更加深刻的變革。新科技革命在突破學科邊界、改變人的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人類自身，而且與歷次科技革命中技術革命一般滯后于科學革命的特點不同，新科技革命表現出技術和科學革命同步發生發展，甚至隱隱有技術驅動科學的成分，顯現出加速逼近“奇點”的趨勢。這些新特征導致此次新科技革命將是更加顛覆性的，科技轉型的幅度和強度也將是史無前例的，率先跨越此次科技革命斷裂期的國家，勢必會成為引領性的科技強國。同時，新科技革命與我國科技邏輯轉向兩相疊加，使我國首次有可能成為科技革命浪潮中的逐浪者，也會大大縮短我們在傳統路徑上依靠慣性自由滑行的時間，亟須盡快根據科技變革特點和科技強國建設需求，主動完成科技改革方向的切換。
從科技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科技秩序正在演變為全球格局的核心和主導，科技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和主戰場。尤其是隨著我國科技發展水平逐漸逼近西方參照系，又恰逢科技革命機遇期（圖1），美西方必然會加倍打壓、全面遏制我國科技發展，不斷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的封鎖管制，加大對重要基礎前沿領域的審查限制，甚至正常的國際研究合作和學術交流也受到較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在國際上穩定獲取所需的科技資源，也難以維持之前的科技發展模式和科技進步速度。再者，即使沒有美西方的禁錮封鎖，我國持續在西方科技參照系下發展科技，也無法在大國科技競爭中拔得頭籌。在這種情況下，科技自立自強不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必達的使命，必須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探索一條全新的科技改革發展道路。
可以看出，伴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轉變和環境突變，我國科技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巨大的轉型期，這可能是我國自百年前引入“賽先生”以來經歷的最具顛覆性、斷裂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科技轉型和變革，其程度之深、范疇之廣，似乎非“范式轉向”無以準確表達；同時，這個范式級的轉型期也是我國科技強國建設的歷史性拐點（圖1），只有成功實現科技轉型，才能率先搶占科技革命的先機、跨越從跟蹤模仿到原創引領的鴻溝、突破科技禁錮封鎖的壁壘，進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成科技強國。在這種背景下，就需要對科技改革的邏輯、方向和路徑進行“范式級”的轉換和調整，構建全新的科技改革范式。
突破改革瓶頸需要科技改革新范式
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范式級轉型，我國近年來各層面的科技改革也顯得困難重重，常常陷入聚焦一個問題來回擺動的振蕩型改革，或是解決一個問題又產生新問題的“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改革，或是改革無效后不斷推翻、中斷重啟的“爛尾型”改革。這些改革瓶頸既是科技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導致的，更是在科技轉型背景下，與過去科技發展模式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正在逐漸失效造成的。
首先，科技改革進入深水區后，“修復型”改革范式本身的固有矛盾更加凸顯出來。按照庫恩關于“常規科學即是解謎”的觀點，與常規科學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主要重心和根本動力即是“解決問題”，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改革很容易陷入一種結構型困境，往往會經歷一個“發現問題—分析原因—采取行動—問題緩解—動機減弱—問題復現”的過程，導致改革來回擺動；還可能陷入只注重問題相關的低層次關系而忽視高層次目標的局部性思維誤區，導致問題此起彼伏、改革原地踏步。
其次，“修復型”改革范式以西方科技體系為參照、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無法應對科技轉型帶來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滯后效應。“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偏重于解決漸進性、可靠性、可預測性問題，科技轉型個人空間使得改革過程中的真正問題更加難以識別，因果鏈更加難以確定，問題之間的關聯更加難以判斷，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節奏也更加難以把握，在具體改革情境中就集中表現為各種改革困境和“修復型”范式的失效。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不進行主動干預，持續在“修復型”范式下推進改革，可能會陷入一個自我強化的負向循環。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疊加科技轉型影響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無效改革，而改革越是失效，越是會加大改革力度，也越是會固化原來的改革范式。尤其是在當前劇烈的外部環境沖擊和內部需求刺激下，科技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改革壓力，可能會更加側重于不計成本地解決各種中短期問題，進而更加強化“修復型”范式的慣性，帶來更大的改革風險和更高的改革成本。全面突破當前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已經迫在眉睫。
綜上，在范式級轉向背景下，我國科技發展已經更換賽場，如果科技改革還停留在過去的賽場上不斷修修補補，不僅會貽誤寶貴的改革契機，還可能進一步固化傳統的發展模式和路徑，對科技系統的升級轉換造成更大的體制性障礙，因此亟須針對我國科技強國建設需求和科技轉型特點建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正如庫恩所說“革命通過擺脫那些遭遇重大困難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進步”，在我國科技發展轉型期，科技改革本身也需要通過系統革命擺脫舊框架、建立新范式。
探索構建科技改革的新范式
新的科技改革范式，需要有效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帶來的巨大挑戰。羅伯特·弗里茨在《最小阻力之路》中提出了關于創造的結構動力學理論，認為“改變不是靠解決問題，而是創造出新的結構”，主張通過“想要創造的”與“現在擁有的”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找到“最小阻力之路”。從理念上看，這種“創造新結構”的思路恰好可以用來紓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內在矛盾。同時，從實踐上看，我國1978年以來推動的經濟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當前我國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的科技改革具有相似的情境和訴求。因此，本文考慮結合結構動力學理論和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經驗，對構建我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進行一些理論探索。
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
在“修復型”改革范式中，“解決問題”作為改革的根本動力，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各種改革困境，因此當前構建科技改革新范式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根據結構動力學理念，通過構建愿景與現狀的落差結構，可以形成一種類似于拉開的橡皮筋一樣的結構性張力，這種張力有趨于舒緩的傾向，會形成具有強大牽引力的“場”，激發各種力量共同推動改革的創造過程，并且在張力趨緩的過程中持續提供改革的動能，發揮動力引擎的作用。當然，新范式也會涉及“解決問題”，但它是在愿景與現狀構成的結構性張力框架下設置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此時的“問題”不再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只是實現愿景目標的途徑和工具，不會讓改革陷入反復循環中徘徊不前，也不會囿于中短期目標中慮不及遠，更不會困于碎片化改革中顧此失彼。
我國經濟改革就充分利用并發揮了這種張力結構的動力引擎作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與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相契合，形成了從國家領導到知識分子、普通農民、城市平民的“上下同欲”的共同愿景。這種眾望所歸的強烈愿景與前期經濟停擺、政治動蕩造成的極端貧困現狀之間，形成了懸殊的落差，積蓄了滿滿的張力和強大的勢能，在全國上下激蕩起了改革創新探索的巨大熱情和澎湃浪潮。同時，國家還通過容忍并主動構建內部落差，包括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設立經濟特區等政策，進一步增加了改革過程中的結構性張力，為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動力。
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也應如此，首先要將科技強國的國家愿景與科研人員的個體追求緊密結合，根據具體情況拆解為“上下同欲”的愿景目標。同時要認真梳理發展現狀中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家教場地公認的短板與共同的痛點，據此確定改革的起點和切入點。此外，還要著力構建多重結構性張力，在明確愿景目標與發展現狀之間落差的同時，主動設置一些“高地”和“特區”，構建更具有“場景感”的內部勢能差，進而充分發揮落差中自帶的創造性力量，形成源源不斷的改革動力。
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
傳統的“修復型”改革范式一般采用的是“專家判斷—實地調研—頂層設計—試點驗證—全面推進”這種自上而下為主的改革模時租會議式，主要適用于科技平穩發展期和改革目標路徑較為明確的科技“跟跑”期；在充滿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的科技轉型期，采用這種模式進行整體設計風險極大，即使經過前期調研和試點驗證，由于先入為主的觀念、試點的代表性、有限的檢驗時間等因素，也不能完全避免政策失誤。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新范式需要針對轉型期“跟跑”“并跑”“領跑”并存的特點，以及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提供各適其適的模式選擇。
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探索自下而上的“演進型”改革模式。對于科技轉型的不確定性，需要在知識和信息不完備、改革目標和路徑模糊或未知的決策條件下，自下而上進行不同的試錯探索和多元嘗試；對于轉型的復雜性，也需要在明確邊界條件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的進化推力、足夠的耐心和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間，讓復雜系統自發形成、自己找到解決方案；對于外部環境劇變，更需要有意識地允許內部單元去獨立感知外部環境變化，自發根據不同挑戰作出獨立的行為決策，變異求存。總之，無論是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還是環境突變，都亟須探索一種自下而上進行分散決策、多元嘗試、不斷試錯的可行模式。借鑒哈耶克提出的演進理性主義（ecological rationality）觀點，暫將其稱為“演進型”改革。我國經濟改革中，從安徽、四川農村的包產到戶到以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為代表的民營經濟，都屬于“演進型”改革模式下的民間創新、試錯和探索。
面向目標路徑明確的改革方向，拓展自上而下的“建構型”改革模式。在科技轉型期，目標路徑十分明確的傳統“跟跑”領域仍占很大比重，這些領域創新最關鍵的前兩步（提出問題和判斷可行性）已經完成，無需再進行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而是需要拓展新型舉國體制等“建構型”組織模式進行集中攻堅，例如美西方對我國實施遏制的“卡脖子”領域就屬于這種情況。同時，考慮到科技改革不可能像自然演化那樣通過漫長的隨機試錯和路徑選擇來實現自主篩選和進化，純粹自下而上進行“演進型”改革是不現實的，必須輔以自上而下的牽引，包括通過戰略預判統籌頂層布局、通過總攬全局調控改革節奏、通過尋訪調查識別演進苗頭、通過權力集中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等。借用哈耶克關于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的觀點，可將這種自上而下設計的改革探索稱為“建構型”改革。例如，我國經濟改革就是通過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1980年，以下簡稱“75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做法并推向全國，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目標等建構性設計，在關鍵節點把控了總體改革方向和改革節奏。
面向周期長、見效慢、落地難的改革方向，構建“涵育型”改革模式。與歐美發達國家300年的科技積累相比，我國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思維、創新文化等科技內在積累和傳承還有很大欠缺，“哲學的貧困”是我國無法建立自主的科學體系、原始創新匱乏、科學大師缺失、學術生態惡化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建設的一大短板。在科技轉型期，尤其需要加強哲學理念、科學精神、文化生態等“軟實力”的建設和引領，但同時，這些偏軟的工作又具有演進的緩慢性、改革路徑的模糊性和改革效果的滯后性，基于政績考核等各種原因，各個層面往往缺乏改革動力，導致文化層面的改革幾乎是歷次科技改革的盲區。針對這種情況，就有必要構建一種“但求耕耘不問收獲”的“涵育型”改革模式來推進，就像涵養土壤和培育樹木，也許暫時無法看到成效，但只要以堅定的決心系統布局，以足夠的定力持續推進，以適宜的條件穩定支持，科學的“靈魂”遲早會內化于我們的文化土壤，進而為提升我國科技“硬實力”奠定根基。“涵育型”改革兼具“建構型”與“演進型”改革的特點，但又與兩者不盡相同：涵育改革前期需要自上而下來確定方向、框定邊界、改良環境、喚醒基因，但這種建構是前置的、有節制的，不同于“建構型”改革路線圖式的整體設計；涵育改革后期需要自下而上的自發形成、自主生長，但它是向著特定方向、和衷共濟的共同演化，也不同于“演進型”改革發散式的多元探索和變異求存。例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通過對科技和教育的“涵育式”小樹屋布局，為后續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基本素質的勞動力和有效的科技支撐。
總體來看，“演進型”“建構型”“涵育型”3種改革模式各有側重，但又彼此融合、互為促進。我國經濟改革就通過融合貫通各種改革模式，充分發揮了疊加優勢：民間“演進型”改革實踐為“建構型”設計提供了多元創新、探索試錯的有效經驗，政府“建構型”改革為民間“演進型”改革創造了包容性的政策空間，并通過制度推廣促進了更大范圍民眾的自發創造；同時，“建構型”和“演進型”的經濟改革又為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提供了動力與資源支持，而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也通過民眾教育素質和科學素養的不斷提升，為經濟改革的升級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支撐，進而形成了一個自主演進、螺旋上升、充滿活力的改革體系。科技改革也應如此，既要允許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發展類型的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進行不斷的演進探索和試錯，也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對改革重點、方向和節奏的宏觀掌控、敏銳判斷和適時調整；還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各種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合力推動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的涵育。3種模式有機融合，才能形成真正兼顧微觀創造、宏觀調控和長遠布局的新型科技改革體系。
針對當前改革瓶頸，尋找最小阻力之路
有了足夠的改革動力和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不確定性的影響，但在改革過程中，還是要結合改革路徑的選擇和設計，盡量避免陷入“爛尾型”改革（圖2a）、“振蕩型”改革（圖2b）和“按下葫蘆浮起瓢”改革（圖2c）的困境。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科技轉型期和改革深水區，科技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不可能再出現立竿見影的線性改革（圖2d），最理想的情況更可能是一條“J曲線”（圖3）。
“J曲線”是Ian Bremmer在研究國家盛衰過程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一個落后的國家如果有幸找到了一條合適的發展道路，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可能國家的發展和想要的方向是相反的，因為任何改變或新的方法手段都會打破原有的平衡，出現不和諧，甚至動蕩和衰退；但是如果堅持正確的方向，過了一個拐點，以后的發展就和想要的方向一致了，而且只要方向對，走得越遠結果越好。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于科技改革。
通過對比圖2的各種改革困境和圖3的“J曲線”可以發現，改革路徑的選擇和把控關鍵還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的不確定性與滯后性。一方面，從改革路徑的設計來看，轉型期改革的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使得決策者很難篤定當前的改革路徑就是理想的“J曲線”。在這種情況下，不經過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直接武斷地推行整體改革，就可能導致各種改革困境，帶來極高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從改革過程的把控來看，即使找準了“J曲線”，如果處理不好各階段改革的不確定性和滯后性，也可能導致“J曲線”發生異變，陷入改革困境。例如，在圖3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和衰退期，決策者不僅要判斷改革缺乏成效是“J曲線”帶來的正常衰退還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改革方向，還要預判改革動蕩期可能持續的時間，否則就無法擁有堅定的改革決心，可能導致“J曲線”異變為不斷試錯重啟的“爛尾型”改革（圖2a）；如若有幸度過了階段Ⅰ，進入階段Ⅱ的恢復期，也可能由于改革政策不當、資源匹配不足等原因，陷入來回擺蕩的“振蕩型”改革（圖2b），或是由于改革不徹底，過早終止改革進程，異變為“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頻繁改革（圖2c）；即使進入階段Ⅲ后，也并不是完全進入了“保險箱”，這個階段除了資源驅動、政策驅動，更加需要深層次的價值理性來持續驅動和牽引，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科技發展的哲學引領和文化生態問題，可能會導致源頭創新乏力，難以維持快速、持續、高質量的增長，也可能陷入增長緩慢或衰退的境地。
如果把我國經濟改革看成一條“J曲線”，1979—1984年，可以看作是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盡管有許多民間的成功探索，但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爭鋒，老舊意識形態的巨大阻力都使得改革舉步維艱，鄧小平多次講話，以及“75號文件”和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順利渡過這一動蕩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85—1992年，大體上是階段Ⅱ的恢復期，經濟向好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但仍有較大動蕩。例如，對于深圳是否繼續辦特區的爭論，國有企業不斷試錯的波動，民營經濟遭遇的寒流等，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對持續推進改革發揮了定海神針的關鍵作用；1993年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分水嶺，中央制定《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推進整體改革，基本進入階段Ⅲ的穩定增長階段小班教學，但也波動不斷，1998年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險象環生，各種內生矛盾和問題也不斷涌訪談現，近年來高端教育和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又逐漸成為限制經濟增長的短板，亟須做出有效應對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高質量增長。
可見，順利完成改革的“J曲線”殊為不易，各階段都要作出適時調整和靈活應對，才可能走出一條最小阻力之路。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改革不只是愿景與現狀之間的一1對1教學條“J曲線”，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也可以看作兩條獨立的“J曲線”。農村經濟改革之下還有土地制度改革、鄉鎮企業改革等“J曲線”，經濟改革有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J曲線”、經濟特區和其他區域之間也嵌套有多條“J曲線”。這些構成了我國經濟改革的“J曲線”群簇，共同塑造了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
轉型期科技改革的“J曲線”也必然是一個各階段都充滿不確定挑戰的復雜群簇，不同創新單元、不同改革任務在有結構性張力的地方，都可能形成一條或多條“J曲線”。盡管紛繁復雜，但也會顯現出“結構型”改革特有的張力和活力。多條“J曲線”并行推進，不僅可以相互借鑒、中和改革的滯后性，還能夠協同促進，形成疊加優勢，加速科技改革的整體進程。就像一條大河的各條支流，在結構性張力的驅動下，沿著各自的最小阻力之路蜿蜒前進，最終匯流形成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的、不可逆轉的改革洪流。
基于動力—模式—路徑，構建新范式的理論模型
綜合以上分析，在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圖4）基礎上，通過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結構性改革動力、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針對改革瓶頸尋找通往科技強國愿景的最小阻力之路，可以初步融合構建出一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愿景導向的“結構型”改革范式（圖4）。
在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中，改革動力、改革模式、改革路徑并不是模塊化、機械式的組合，不僅需要模塊內部各種結構性張力的恰當配合、“建構”“演進”“涵育”模式的有機融合、不同“J曲線”的并行推進，更需要動力、模式、路徑之間的適時聯動和緊密協同，才能真正成為具有內在驅動、能夠自主演化、充滿活力的新型改革體系。
相較于“修復型”改革范式，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不再是詳盡的改革路線圖，而是標示總體方向的指南針；不再是聚焦碎片化問題的小步調整，而是面向未來的系統創造；不再是整齊劃一的頂層設計，而是結合演進和涵育的改革試驗；不再是面向西方參照系的工具性模仿，而是關于哲學理性和科學靈魂的獨立探索。然而，為了避免改革動蕩、降低改革成本，“結構型”改革范式不應另起爐灶、從頭開始建立新的體系，也不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進行完全顛覆和“激進”變革，更可行的方式是基于一定程度路徑依賴的漸進切換：可以通過對偏于扁平化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結構性調整，使其轉化為“結構型”改革范式；也可以將原先“修復型”改革范式整體納入新的“結構型”改革范式體系中，以完成改革范式的轉換。
科技改革新范式需要構建“進化島”
本文盡管構建了“結構型”改革范式的理論模型，但其中涉及復雜的要素、抽象的模塊、模糊的關系、隱性的機制，距離實踐操作還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需要在具體改革過程中邊實踐、邊學習、邊探索、邊矯正。但我國科技的規模體量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引擎作用，使得我們不可能進行斷崖式、休克式的調整和整體性的試錯。這就有必要在局部劃出一個特區作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進化島”，來進行一些先導性的探索，這樣既可以規避整體改革的風險，又有利于建立“改革特區”來強化結構性張力。
新科技改革范式“進化島”的選擇不同于傳統改革中基于問題導向和碎片化目標的先驗型改革試點，而是需要一些更為復雜綜合的必要條件。例如，需要能夠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來構建更為強大的結構性張力，需要具備較大的規模體量、多元的演化環境、較強的基礎能力來孕育“演進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行政體系、豐富的改革經驗、宏大的戰略視野來推進“建構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文化傳統、良好的學術生態、較大的影響力來推進“涵育型”改革，更需要在這些基礎要素齊備的情況下，有機融合、互相牽引來塑造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對照這些必要條件來看，中國科學院具有直接成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進化島”的天然優勢。
中國科學院是國家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科學技術最高咨詢機構、自然科學與高技術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自1949年成立以來就是當之無愧的“科技國家隊”，在國家“向科學進軍”“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中均作出了重大創新貢獻，發揮了先導和主力軍作用，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盡管近年來發展上存在一些瓶頸問題，制約了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使命職責的充分有效發揮，但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些問題也是我國科技轉型期的典型困境，更是塑造“科技國家隊”改革張力的重要一環。
中國科學院涵蓋了自然科學主要基礎學科和幾乎所有重要科技領域，研究機構分布在27個省份。除了集聚于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較為先進的研究所之外，在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區也布局有一些特色的研究所。還擁有大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野外臺站、數據中心、一流學術期刊等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廣闊的領域區域跨度、不同發展水平的創新單元、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可以為“演進型”改革探索提供多元、豐富的試錯主體和相對獨立的進化環境，可以盡快篩選出率先進化的“達爾文雀”，有效降低改革成本、縮短演進時間。
中國科學院具有統一的行政層級架構，擁有13個院機關部門、11個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學、130多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工程中心，圍繞中國科學院黨組形成了體系化、建制化的管理體系。同時，中國科學院在歷史上曾行使過管理全國科學研究和組織科技規劃的行政職能，具有宏觀的戰略研究和管理傳統；自改革開放以來，又一直走在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最前列，有豐富的改革經驗，對改革方向、改革節奏有敏銳的判斷和把握，有利于推進“建構型”改革。
中國科學院具有良好的科學傳統、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可以為“涵育型”改革提供相對適宜的土壤。同時，中國科學院學部的院士群體，具有權威的學術地位和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可以示范帶動全院，乃至全國的科學思想、科學文化、學術生態建設，進而能夠面向科技強國建設有效推進“涵育型”改革。
總之，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火車頭和戰略科技力量主力軍，面向新時期的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戰略，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承擔起推進我國科技改革范式轉換和科技轉型的重任，成為探索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促進科研體系多元自主演進的“進化島”，以及彌合我國科技跟蹤與引領之間鴻溝的“橋梁”。
過去40多年來，參照西方科技發展的經驗和模式，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在我國科技高速發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在進入科技轉型期后，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場可以比肩我國當年經濟改革的、范式級別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結構型”科技改革。
盡管在改革初期，“結構型”改革范式遠比“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復雜、更難以掌控，既需要宏觀科技戰略的牽引，小樹屋也需要“進化島”的先導探索，更需要各種創新單元和全體科研人員的一致追求和多元試錯；但改革框架一旦搭建起來，在結構張力驅動下進入最小阻力之路，將會形成浩浩湯湯、眾川赴海的改革浪潮，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中國科學院已經率先走上了這條艱難而又富有激情的改革探索之路。
（作者：張月鴻，中國科學院 學部工作局； 《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