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浙江省余姚市鹿亭乡中村村一名女村民在晓鹿大溪上晾晒笋干。竹笋产业是中村村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浙江省余姚市鹿亭乡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鹿亭”包養網为发展之基、共富之源，依托生态环境优包養势，积极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探索强村共富新路径，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鹿亭乡是浙东抗日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包養網排名是浙江省级森林城镇，境内约有8包養網.7万亩山林，森林覆盖高达85%；绿色资源与红色文化相得益彰。
鹿亭乡中村村把握“党建引领，共创共富”总目标，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景村一体化发展，建设“古韵中村”，持续做强“红绿”融合产业，实现农文旅共富。
鹿亭乡白鹿村紧盯“云上山乡·七彩白鹿”发展定位，以红色党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深化“七彩景观、七彩农业、七彩乐趣、七彩人文”四大品牌，打造“七彩白鹿”景区核心旅游体验系统。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基于治理的视角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我国正在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和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区域，国家公园需率先作为，突破传统行政管控模式的约束，探索中国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路径。
国家公园集合了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种要素，是生态保护、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绿色发展等多重功能的综合体。面对复杂的治理要素和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国家公园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极为凸显，而有效的咨询机制是提高决策科学性、提升治理有效性的重要保障。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我国主管部门开展了科学决策和咨询的诸多探索，但相关工作的规范性和配套制度的完善度依然不足，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论证。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从治理的视角对我国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建立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探讨，尝试解答从治理视角下如何确立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组织形式和咨询机构的权责定位这一问题。
国家公园治理中的决策与咨询
国家公园治理的复杂性
治理是区别于行政管控的概念，具有主体的多元化、过程的动态性和适应性等特性，强调多方权责分配和利益共享。国家公园的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在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引导下，国家公园以重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保护目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愿景，同时具有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绿色发展等功能，是多要素、多功能、多维度的综合体。
复杂的自然属性和人地关系等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公园治理的难度。生态环境自身具有多维、动态、复杂等特性，如：源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要素不确定性的专业性特征、因国土空间差异和自然条件差异引发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各类生态环境要素和生物多样性小樹屋要素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等生态过程而相互交融产生的系统性特征等。在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目标下，国家公园涉及的生态要素和空间结构要素多元，行业和地域关系复杂，再叠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目标，使得国家公园比其他空间实体具有更加庞大而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此外，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地共生历史悠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共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治理复杂性。
建立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的必要性
决策是各项事业开展的前提，复杂系统的治理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合理高效的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是有效统筹公共部门、社会力量、私营部门三边互动关系，保障公共治理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的重要基础，是复杂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路径之一。
国家公园治理的决策必须是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多重功能的最优选择，是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影响的“无悔选择”，是能够兼顾绝大多数群体利益的明智选择。通过建立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可以充分吸纳科学团体和行业代表提供咨询服务并支撑决策制定和执行，全面发挥集体智慧优势，协调不同利益相关方关系，带动社会参与，统筹社会经济和资源分配，避免政府“专权”管理下的路径偏离，逐步引导决策权由阶级特权走向基于科学事实和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公共权力的必须环节。
国家公园决策体系存在的问题与根源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是“边破边立”的过程。在体制试点之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并联合12家部委，开展了一系列决策咨询工作，包括组建涵盖多学科的核心专家组，依托科学团体推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等文件的出台等。2018年国务院机构重组之后，在新组建的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的综合协调下，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工作覆盖面逐步扩大，如不同层级的研究和咨询机构逐步设立，国家公园的立法和规划、验收评估等工作，都吸纳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作为技术支撑和共享會議室决策咨询部门。
国家公园的科学决策与咨询工作进展显著，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笔者通过对立法机构代表、专家学者、一线管理和工作人员代表，以及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访谈和问卷调研发现，国家公园治理在多个环节存在决策缺陷，这固然与科学团体及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未能得到全面合理的反映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和机制不健全。
国家公园治理决策缺陷的具体表现
国家公园治理涉及建章立制、规划布局、保护修复、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等事务，各环节的决策缺陷集中体现在4个方面。
遴选、设立等部分重大决策的评估论证不够充分。在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尚未得到充分论证，自然资源资产统筹管理方案和管理体制机制等尚未明晰之前，重建轻管、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情况依然存在。
决策所依托的学科支撑不够综合。生态学、林学等相关专业在国家公园规划和管理中占据主流地位，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专家参与不足，学科覆盖面仍较为狭隘。
社区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受自然保护区传统管理模式影响，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兼容发展路径尚未明确，移民搬迁、禁伐禁牧等“一刀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区居民的负面情绪。
社会力量参与的路径和方式不明晰。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社区群体表达诉求、建言献策甚至支撑决策咨询的意愿正在上升，但参与的渠道比较单一，方式不够明确，参与程度不足。
体制与机制层面的根本原因
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是导致国家公园治理决策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
权责定位模糊，咨询机构的独立第三方支撑作用不显著。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国家公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等技术支撑和决策咨询机构快速涌现，但其职能定位还不够明确——哪些工作需要专家咨询，科学团体和其他咨询机构在不同事务上有什么权责，咨询形式和路径有哪些等，目前尚无制度性的明确方案，从而导致咨询机构的独立论证、中立建言等权利向决策者让渡，影响咨询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部门化管理的路径依赖尚未突破，决策咨询依然存在部门藩篱。受长期以来自然保护地行业化管理的影响，国家公园的决策咨询事务现主要偏重于以林业和生态为主的自然科学领域，专家构成、咨询事务、咨询过程和决策模型等方面的学科综合性还不够凸显。
决策和科研的联动机制不够健全，科研成果未有效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职能不同，目前科研向决策转化的激励机制不完善；除国家层面以外，很多国家公园研究院或专家委员会未能将科研成果及时、充分地转换为决策所需的有效信息，科学研究的决策支撑作用不够显著。
决策咨询的制度性约束不足，程序不够规范，咨询实效不够显著。我国尚未就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和运行程序出台专项制度，不仅咨询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等无法纳入常态化管理，咨询工作的局限性、随机性和临时性等问题时有发生，而且部分咨询论证流于形式，其合理性和实效性受影响。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国际经验
咨询机构的权责界定、咨询专家的多学科统筹、决策和咨询部门的联动协调、决策咨询的制度性规范等是弥补国家公园治理决策缺陷的有效手段，但我国目前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积累。考虑到咨询机制运行模式与治理体系和决策机制密不可分，而美国和法国九宮格的国家公园是集权管理和多元共治两种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也截然不同。本研究重点参考了这两国的案例，以此洞悉全民所有公共物品和复杂权属自然资源治理过程的有效决策咨询模式，为兼具这些特性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提供借鉴。
美国和法国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组织形式
美国模式：政府主导决策，科学咨询辅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联邦土地面积占比为96%，是典型的全民所有公共物品，分享实施政府主导的决策模式，由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法行使唯一的决策权。根据需要，联邦政府依法在其内部设立特定职能的咨询委员会，并与外部专家协同配合，为国家公园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对政府决策形成制衡作用，避免政府专权。
法国模式：多元共治，科学团体行使重大事务决策权。法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复杂，环境、文化和经济等多要素交织，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并行目标，实行多元共治。法国生态转型和领土团结部依法负责国家层面国家公园的统筹管理，各个国家公园则由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等共同治理。此外，中央和各个国家公园也都配有负责决策咨询的首席科学家。
美国和法国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运行模式
国家公园决策咨询的运行模式与组织形式相配套，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运行模式。
决策咨询机构的事权边界。美国在联邦政府单一决策的体制下，美国国家公园的咨询机构主要发挥辅助决策、避免政府专权的作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咨询机构仅具有咨询职能，不参与决策。对于可能产生显著环境影响或有潜在重大经济社会影响的国家公园行动计划，需要独立环评机构、外部专家等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同行评议等予以论证，论证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法国国家公园相关决策是基于公共选择的公共决策。法国国家公园科学专家委员会在决策咨询中的职能定位和对决策的影响力更强，主要包括国家公园成立前的先导性决策咨询和国家公园运行中的重大事项决策咨询职能。例如，国家公园成立前对于最优加盟区的边界、核心区范围和宪章条款的科学方案制定权，核心区内的保护性或生态修复性工程性项目、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项目、宪章更新过程相关条款的审议等。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只就加盟区的经济、社会议题提供咨询服务。
咨询专家的多学科统筹。美国国家公园高度重视咨询委员会专家专业和行业构成。以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体系咨询委员会”为例，其12位成员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家公园管理、财务等不同的学科、技能和地理区域背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同行评议机制也要求采取跨学科的分析方法，确保评估和论证结论的综合性和公正性。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法国。法国国家公园科学委员会由生命和地球科学、人类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权威科学家构成，而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的代表由相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代表、科学专业人士、当地社区代表、行业协会代表、知名社会人士等组成。
决策和咨询机构的联动协调。美国国家公园的各类咨询委员会有明确的业务范围。例如，法规制定、专项规划编制、自然和人文资源保护、土地产权的管理、人类活动授权、车辆管理等，各委员会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与主管部门联动协调。法国国家公园的咨询委员会通过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召开的科学论证和经济、社会、文化议题辩论进行。有的国家公园（如埃克兰国家公园）还在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搭建信息技术平台，需要科学委员会给出建议的文件都在该平台上共享，相关专家给出相应答复，行业外专家可选择参与或不参与。
决策咨询的制度性规范。美国具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指令体系来保障决策咨询机制的规范运行。《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所有联邦机构须：对拟议“重大联邦行动”的影响和备选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基于研究结果决定是否进行有关行动；公众参与是制定对环境存在潜在影响的决策的前置条件。《国家历史保护法》对文化资源保护管理中的咨询工作进行了规制。《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了咨询机构的法律地位。为落实国会法案的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指令性政策，细化了决策咨询的具体规定。法国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总体法、行政命令3个层级。《环境法典》明确了国家公园董事会需要依托科学专家委员会的专业技能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的辩论成果等制定相关决策。《国家公园改革法案》作为国家公园总体法，明确了国家公园治理的组织机构和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科学委员会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委员会的权责边界。基于此，国务院令（行政命令的一种）进一步明确了两大咨询委员会的基本构成和运行机制。
综上，美国国家公园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公益性突出，决策机制中政府的主导权强，咨询机构主要发挥辅助决策的咨询功能。各类专家通过多种外部评议机制辅助决策，避免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的专权。法国国家公园公共物品属性比美国弱，重大决策以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为主，咨询机构倾向于发挥决策前置科学支撑和深度支撑决策的职能。这种差异如图1所示。
我国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的建设路径
我国国家公园决策体系和咨询机制建设的未来方向
公共事物的自身属性决定决策体系运行模式，进而决定决策咨询的实施路径。中国国家公园要求在生态保护第一前提下实现全民公益性，这一定位与美国国家公园接近。作为同样以严格保护为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政府主导决策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全民公益性。然而，美国国家公园的政府集权管理与私有制背景下相对集中的土地权利束和清晰的产权边界、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等紧密相关。这些条件不能完全适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法国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就因当地利益相关协调不畅而导致了严重社会冲突，因而随后改革建立了多元共治体系。
要坚持国家公园基本理念，兼顾人地关系的复杂性、管理目标的多元性等特征，我国国家公园的决策体系应该是以政府为主体和引领、多方联动、充分尊重科学的循证决策体系。在此决策体系下，国家公园的咨询机构除了要发挥常规咨询服务的功能，也有必要针对重大事务深度支撑决策，承担起一般性咨询和支撑重大事务循证决策的双重职能。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的组织形式
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提供咨询服务是决策和咨询机制在落实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议采取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结合的方式，发挥两者的长处，共同为国家公园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明确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的差异化职能定位
国家公园研究院是实体机构，通常依托某一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建立，如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共建的国家公园研究院等。因其实体机构的属性和专业特性，此类研究院通常都有其主攻的业务领域，如空间布局与规划、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很难覆盖国家公园综合性的咨询业务。专家委员会并非实体机构，而是由主管部门牵头，调集不同机构、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代表组成，咨询事项可以覆盖包括自然和人文等多个领域。
在咨询形式上，国家公园研究院除日常咨询外，还可以通过承接特定课题提供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和咨询建议；而专家委员会由于没有实体机构，其决策咨询的过程通常是就特定事务提供群体性咨询意见。
国家公园的决策咨询需要同时依托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形式。专业性较强、需要系统化研究成果支撑的决策事项以研究院的咨询为主，而对于跨学科的、涉及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综合性事务，则在依托相关机构研究成果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专家委员会的群体性决策咨询职能。这种“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的教學場地组织形式，可兼顾国家公园科学咨询工作的专业深度和广度，以及组织机构的专业稳定性和灵活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国家和公园层面建立多学科背景的综合性专家委员会
中央层面的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侧重于为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制定、国际合作交流、全国尺度工作成效评估等提供决策支撑。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或办公室可设在国家公园管理局，主任及成员的选择遵循多元化原则，兼顾生态学、林学、环境学、地理学、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个体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偏重于国家政策的落地、地方政策和制度的设计、管理和监管的具体执行等咨询工作。成员构成在坚持多元化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实践层面的专业和技能，并吸纳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两级专家委员会均可设立不同领域的专项小组，就不同事务以正式文件形式向决策层提交集体意见。
科学团体在国家公园决策咨询中的权责边界
决策咨询过程中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权责边界的清晰确立是有效实现其组织形式、提高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关键。
确立权责边界的考虑因素
美国和法国的经验表明：潜在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是科学团体支撑循证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对生态环境存在重大潜在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必须开展法定的最严格的决策论证，并且赋予核心科学团体表决权。影响程度的判别可以从决策实施后核心生态特征是否产生正面或负面深层次影响的角度予以考虑。潜在社会影响程度是决定科学团体和其他咨询专家决策支撑程度的重要因素。决策实施后是否可能导致社会结构性变化、社区居民生计结构和产业形态的正负面显著改变等重大社会影响须作为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就此征求咨询机构的意见。决策实施的现实约束也需纳入咨询机构权责边界确立的考虑因素。对于政府财政投入较高、涉及利益相关方较为复杂的决策，有必要通过多方咨询和论证；在经济影响、社会冲突等风险预测的基础上评估决策的可行性，提高决策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的事权清单
根据以上考虑因素，本研究提出科学团体等咨询机构支撑决策的事权清单：若存在较高的潜在生态环境影响或潜在社会影响，必须通过法定流程确保科学团体有效支撑决策，对于潜在社会影响较高或决策实施现实约束较高的時租空間事务，需要启动多方论证（图2）。
为细化权责清单，笔者于2022年5—7月对研究领域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从事国家公园研究和规划等相关工作5年以上、本人或其研究团队在国家公园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等相关专家进行了调研。调研分两步进行：就国家公园治理的决策事务类型对专家进行访谈，通过总结归纳，并结合前期研究成果，提出了从法律法规制定等顶层设计到规划、保护、发展等具体工作环节的8个业务范围和34项具体决策内容（表1）；围绕34项决策内容的潜在生态环境影响、潜在社会影响、决策实施的现实约束3个方面咨询受访专家的意见。发出的问卷共12份，收回10份，其中35岁及以下的青年学者4位，36—50岁的学者5位，50岁以上的学者1位。除1位具有硕士学位的受访者以外，共有8位具有博士学位和1位在读博士受访者。受访专家的评估结果用数字“1”“2”“3”进行标定，分别对应潜在影响或现实约束为“低”“中”“高”。综合10位受访者的反馈意见，每项去掉1个最大值和1个最小值后，取剩余8个数值的平均值，数值高于2.00的视为潜在影响或现实约束为较高，并据此对具体事权进行判别（表1）。
根据表1显示，对于国家层面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制定、中央与地方及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与相关部门权责边界确立、生态监测网络建设与实施等26项决策内容，需由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出台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赋予科学团体深度支撑决策的权利，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甚至赋予其一票否决的权利。而对于国家层面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制定、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规划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制定等19项决策内容则需启动多方论证机制以确保决策的合理性。
国家公园科学决策与咨询机制运行保障的建议
决策咨询组织机构和权责定位的有效落实需要运行制度的保障。对此，笔者建议：
对国家公园决策咨询工作进行制章立典。对国家公园研究院和专家委员会的议事规范和程序进行规制，将其功能、职责、事权清单、任期范围等正在推动制定的《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地法》等顶层设计中予以明确。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也需要对相应组织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在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三定方案中明确提出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或管理办公室的角色与定位，明确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建议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和专家委员会主任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局领导小组名单，参与国家公园决策层的各项常务会议。
建立国家公园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建立国家公园决策部门和咨询机构之间的联席会议机制，将定期工作动态分享和不定期信息交流相结合，同时构建国家公园决策咨询信息技术共享平台，形成决策部门和咨询部门双向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双方信息的有效对接和研究成果的及时高效转化。
（作者：魏钰、程多威、王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开放科学正蓬勃发展，科技基础设施、科学数据、科技期刊等科技活动关键要素的开放共享推动着科学研究的广泛合作与创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下简称“重大设施”）开放共享，作为开放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置或系统，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服务。21世纪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将投资与建设重大设施作为提高国家科技能力的重要举措。例如，美国在物理、天文、生命科学、信息科技等多个领域建设60多个重大设施，英国建设重大设施数量超过40个，德国超过60个，法国则接近60个。在拥有众多重大设施的同时，这些国家与地区在通过重大设施开放共享促进科技合作、优化资源配置及提升科研效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截至2022年6月，我国在建和投入运营的重大设施项目约57个，其中32个已建成运行，部分设施在综合性能上已达到全球“第一方阵”。作为重大设施的大国之一，我国始终坚持开放共享的原则，以提高重大设施的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科学成果的产出。然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项目遴选的重点不突出、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开放共享服务能力低等。借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在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改进和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形成与开放科学理念和实践相适应的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模式。
当前学术界关于重大设施开放共享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重大设施的产出效益、综合效益评估及评价机制等方面，鲜有对国外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模式的总结和比较研究。为弥补这一研究议题上的不足，本文从国际比较视角出发，围绕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性深入分析国外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方面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总结不同开放共享模式，以期为我国制定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政策和改进管理实践提供决策支撑。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模式的分类模型
重大设施提供的共享服务是重要科技资源，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非排他但具有使用上的竞争性，即设施共享服务不能同时满足每一位有需求的科研人员。因此，从需求上讲，重大设施共享具有资源稀缺性。从供给来看，重大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需要高昂的建设成本和维护费用；如何确保设施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共享服务，面临资源可持续性的制约。本文尝试从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供给2个维度出发，探讨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模式。
资源稀缺性
稀缺性指的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人们对资源的需求总是超过可用资源的数量。资源稀缺性要求根据优先级来做出分配决策。重大设施的稀缺性指用于支持研究开发活动的服务有限，远不能满足科学家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服务于哪些科学家或哪些科研活动之间做出选择。
根据资源稀缺性的高低，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服务的分配策略和重点会有差异。当资源稀缺性高，即共享服务严重供不应求时，应当优先考虑资源利用效率，将重大设施的分配集中于能够实现科研产出最大化的用户或项目。据此，重大设施资源管理者会通过设置遴选标准，訪談优先考虑那些对资源有高度依赖性且能实现高产出的专业用户。与之相反，当资源稀缺性低，即共享服务供给相对充足时，重大设施的服务范围和对象则可以更加宽松和多元化。较小的供需压力使得管理者可以更多考虑资源分配的多样性和公平性——在满足专业用户的基础上，可以向一般用户开放更多资源，以促进科研的多样性和知识的普及。因此，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来看，重大设施的分配策略呈现差异：在资源稀缺性高时，注重效率和专业用户的需求；而在资源稀缺性低时，更多地考虑公平性和普及性。
资源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是指在长时间内保持福祉，甚至可能无限期的情况。资源依赖理论提示，应当关注一个组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以获取对其自身持续运转至关重要的可持续性资源。在探讨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模式时，必须考虑开放共享服务的成本补偿机制。
就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服务而言，成本补偿一方面依赖于无市场参与时的政府支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供有偿服务获得市场化收入。在无市场参与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资助等方式，为重大设施提供稳定的资金和专业人才等必要资源。长期稳定的政府支持，覆盖了重大设施的运行成本，确保重大设施能够持续地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在有市场参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通过购买服务为重大设施的运营、维护和升级提供额外的经济保障。市场参与模式在增加设施运营经济来源的同时，还通过价格机制优化资源分配，以及加强科学研究与产业界的联系，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转化。因此，从资源可持续视角来看，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区分无市场参与和有市场参与2种情形：无市场参与时，政府支持保障了重大设施开放共享的可持续；而有市场参与时，有偿服务为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提供经济补偿，促进利用效率的提升。
开放共享模式的分类模型
综合考虑“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性”2个维度，运用类型学方法，本文提出了4类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模式（图1）。
公共普惠共享模式
在资源稀缺性较低且无市场参与的情境下，重大设施资源分配和利用的重点在于确保广泛的用户群体能够平等地访问重大设施，以促进科研活动的民主化和全球合作，形成以开放访问策略为核心特征的公共普惠共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重大设施的使用限制较少，可以为广泛的科学家群体提供使用机会，但重大设施的运行维护重点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而政府除了确保重大设施的持续运营和升级，也指导重大设施管理者制定一套评估和审批流程，以确保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符合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
市场响应共享模式
在资源稀缺性较低且有市场参与的情境下，重大设施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创造向愿意购买服务的用户开放设施使用权，形成了以市场机制和成本补偿为核心特征的市场响应共享模式。用户为获取对重大设施的访问或使用权支付费用，设施运营方通过部分市场化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市场响应共享模式下，重大设施的共享服务转化为市场产品，提供给有需求且愿意支付费用的用户。收费机制将重大设施的部分运营成本转嫁给用户小樹屋，而支付价格则反映了市场对重大设施共享服务的价值评估。通过有偿服务，政府和市场合作运维重大设施，实现重大设施的长期运营和科研支持能力。
集约保障共享模式
在资源高度稀缺且无市场参与的情境下，资源分配的重点在于确保具有战略意义或承担关键科研任务的用户群体能够获得稳定且持续的资源支持，形成了以集中管理和精细化分配为核心特征的集约保障共享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用户被要求提交在重大设施上开展研究的详细研究方案，由管理机构实施用户筛选和优先级排序，从而确保有限资源得以服务于最具科研潜力和紧迫性的项目。集约保障共享模式强调政府在资源保障、维护和更新方面的关键作用。尽管用户可能需要承担部分成本，但重大设施整体的资金投入、维护和升级工作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
战略合作共享模式
在资源高度稀缺和市场参与的情境下，既需要遴选用户以保证重大设施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2种途径保障设施使用的可持续性，形成了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战略合作共享模式。由于资源稀缺，重大设施主要向那些具有研究能力的遴选用户群体提供共享服务；而为了补偿运维成本，会倾向选择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用户。重大设施与遴选用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遴选用户长期依托重大设施开展合作研究。战略合作共享模式是在资源稀缺约束下，保障重大设施可持续运维和提高开放共享效率的策略选择。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基于上述分类模型，本文选取国外重大设施开放共享的典型案例，分析比较不同模式的运行特征，总结相关经验。
公共普惠共享模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开放数据平台
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是全球最大的粒子物理实验室之一，由欧洲12个国家的合作伙伴组成，主要致力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探索基本粒子和宇宙的起源与性质。CERN建立并运营了包括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SPS）、质子同步加速器（PS）等重要设施。为了满足广泛的数据需求，CERN推出了开放数据平台（Open Data Portal），提供公众访问其实验数据的途径，包括多个实验和研究项目的数据，以及不同探测器的数据集，以确保实验数据得以保存并向广泛受众开放。
重大设施一般可分为技术平台的“硬设施”和数据平台的“软设施”两大类。CERN的开放数据平台作为“软设施”之一，采用面向公众的普惠共享模式。在资源稀缺性方面，开放数据平台的建立降低了高能物理领域中实验数据稀缺的程度。由于实验数据的非独占性，即允许多用户同时访问同一数据集而不会导致资源的供应不足；而以往这些高价值的数据主要用于CERN的内部研究和其合作伙伴，普通公众和非合作的科研人员则难以获得访问。从资源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CERN的开放数据平台并不依赖市场资金来维持其运营。政府资金的支持足以保证数据平台九宮格的开放和持续更新，从而实现了数据的可持续使用。通过访问开放数据平台，用户可以免费获取设施产生的实验数据集，满足研究需求，且无需支付使用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CERN开放数据平台向公众开放数据需遵循特定的时间规定和政策，如LHC的数据在公开前需要在数据存储中心先保留3年。公共普惠共享模式下，实验数据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用户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和研究。此外，CERN开放数据平台为用户提供了相关的元数据、文档、软件和分析工具等附加资源，帮助用户理解数据背景、实验设计和处理方法，支持用户在数据分析和解释方面的工作。
市场响应共享模式——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
成立于1959年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DESY）位于德国汉堡，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加速器中心之一。DESY配备了先进的大型加速器设施，如正负电子对撞机（PETRA）和环形加速器（HERA），提供用于实验研究的关键光线和粒子束资源。2022年，DESY的年度预算达到2.3亿欧元，员工总数约2300人，其中包括约650名科学家；每年约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3000名客座科学家在DESY开展研究工作。
DESY作为市场响应共享模式的典型，为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紧密融合提供了创新性的框架。在资源稀缺性方面，DESY以其资源的相对丰富性和可持续性而著称——其不仅支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活动，还通过向工业界开放其加速器设施。工业企业用户可以通过联系相关负责人获取设施访问权限，利用这些资源进行项目研发。针对资源可持续性的挑战，DESY采用了市场化收入机制来提高其资源可持续性。DESY通过服务工业合作伙伴，从而实施使用费用收取机制，为其设施的维护、运营和支持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DESY的市场响应共享模式通过优化资源供需关系，不仅提升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还为科学研究和工业应用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此外，该模式通过鼓励科研合作与技术商业化，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了持续有效的服务，为设施的运营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市场响应共享模式中，知识产权通常归属于申请者，但科研机构可能保留一定的使用权或其他约束，以平衡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创新的推动。例如，Captor Therapeutics是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其通过利用DESY的PETRA III设施获取了关键的蛋白结晶衍射数据；这些数据帮助该公司解析靶点蛋白与配体复合物的原子级结构，从而设计和优化新型靶向降解药物。但是，这些数据不会对外共享，属于双方共有产权。DESY的市场响应共享模式体现了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科研资源的供需关系，同时确保科研成果的合理利用和知识产权的管理。
集约保障共享模式——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NHMFL）
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NHMFL）是一家专注于高强度磁场研究的科研机构；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并与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运营。作为全球最大的强磁场实验室之一，NHMFL拥有诸如电子磁共振（EMR）、离子回旋共振（ICR）、脉冲场（Pulsed Field）等重大设施，服务于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
NHMFL实施集约保障共享模式来管理和分配磁场设施资源。在资源稀缺性方面，NHMFL高强度磁场设施因其数量和供给有限，难以满足所有潜在用户的需求，具体表现在设备数量受限、有限的使用时间，以及广泛的用户需求等。为应对资源稀缺性挑战，NHMFL采用申请和科学委员会评审程序来遴选用户，包括准备文档、创建用户配置文件、在线提交请求及报告研究结果等步骤，旨在确保设施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在资源可持续性方面，NHMFL几乎不涉及市场参与，重点依赖政府经费来支持其运营，允许遴选用户免费使用高强度磁场设施。通过精确的资源分配、用户遴选和优先级设置，NHMFL提高了设施的使用效率，确保设施资源的持久性和有效性。
在集约保障共享模式中，用户使用高强度磁场设施产生论文成果时，拥有论文成果归属权，可以自主决定论文的出版和利用方式。与此同时，NHMFL要求用户公开数据，其他研究者通过公开数据可以验证研究结果、建立新的研究问题，并推动科学社区的合作和创新。此外，NHMFL采用灵活性的访问策略，用户既可以直接操作高强度磁场设施，进行实验和观察；也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访问，进行实验控制和数据采集。NHMFL的综合管理模式包括内部科学委员会和外部委员会。内部科学委员会负责监督科学研究方向和质量，以确保与实验室使命和目标的一致性。外部委员会包括用户委员会和外部咨询委员会，其中用户委员会专注于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而外部咨询委员会由各领域专家组成，为实验室运营和战略规划提供建议。
战略合作共享模式——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NL）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NL）是美国能源部下的一个主要科学与工程研究机构，由芝加哥大学成立的“芝加哥大学阿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验室的管理和运营。作为美国最早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之一，ANL的员工团队包括约3500名正式员工、325名博士后和近500名研究生。ANL拥有多个重大设施，包括超级计算机、中子源、光子源和离子加速器等；这些设施每年服务于约6700名科研用户，为核能、可再生能源和环境科学等不同领域科研活动提供关键支持。
ANL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在于如何有效管理和最大化利用重大设施资源。为应对这一挑战，ANL采取了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共享模式，这一模式旨在通过与特定用户建立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来充分利用其重大设施资源。在战略合作共享模式下，支付费用或提供经费支持的特定用户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享受优先服务和其他特殊支持。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超越了单个项目，目的在于共同推动重大设施的发展和创新。在资源可持续方面，ANL既参与市场活动以获得资金，同时也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来维持其运营。
通过战略合作共享模式，ANL不仅能够满足特定用户的科研需求，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和商业化。例如，ANL的技术专家常驻计划、企业优惠券计划和技术商业化基金等合作计划，促进了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推动了能源技术的商业化和发展。这种融合市场导向的战略合作方式，为重大设施资源管理提供了一个创新和实效的模式。ANL的战略合作共享模式不仅为重大设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还通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重大设施资源的利用和提高产出效率，有效应对资源稀缺性的挑战。
总的来看，不同重大设施的开放共享模式各有所长，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取决于重大设施的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性。在用户类别、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等方面，不同的开放共享模式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差异（表1）。
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已在重大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当前更迫切的需求是如何利用好这些重大设施，扩大开放共享，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基础支撑。基于上述开放共享模式分类模型及对国外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本文总结以下5个方面启示。
依据重大设施类型，分类推进开放共享
国外重大设施依据“资源稀缺性”和“资源可持续性”2个维度，形成差异化的开放共享模式，从而平衡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和重大设施服务能力，提高重大设施的利用效率，促进科研合作和创新的多元化发展。相比而言，我国重大设施的开放模式还较为单一，主要以实验提案申请为主。为最大化提升重大设施的效用，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设施特点和用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设施的稀缺性水平和服务功能，制定差异化的共享策略。
构建分类共享模式。对于资源稀缺性高的设施，如核聚变实验装置或深海探测设施，可实行严格的使用审核和调度安排，以确保重大设施资源被高效且专业地使用。对于资源稀缺性低的设施，如数据存储和分析平台，应提供更灵活的访问权限，以促进更广泛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采取差异化服务与支持策略。对于学术界用户，可采用集约保障共享模式或公共普惠共享模式，以开放式申请和非歧视原则，以确保重大设施资源的广泛可用性；对于产业界用户，更适宜采用市场响应共享模式或战略合作共享模式，通过付费使用权限和附加服务满足其特定需求。
重视用户遴选机制设计，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
鉴于重大设施资源的稀缺性，用户遴选机制是确保设施资源高效、公平分配的关键。在国外重大设施的管理和运营中，用户遴选机制得到高度重视，综合考量用户的背景、研究成果、项目创新性和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和高效，从而最大化其科研潜力和社会价值。相较于国外成熟的用户遴选体系，我国在用户遴选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上，尚未形成一个高效、公正的多维度评估体系，这可能导致重大设施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共享會議室、科研潜力未能被充分挖掘。因此，针对资源稀缺性问题，我国重大设施开放共享亟待以“非对称、重长板”为原则，建立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差异化遴选机制，从而适应科研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多样化的用户需求。
对科学界用户的遴选，重点评估预期的科研产出。在用户遴选中突出申请者在科研领域的长板，重视其研究的创新性、学术背景、研究成果，以及项目对科学的潜在贡献。对于提出新理论或具有潜在重大科学影响的研究项目、合作能力和研究能力受到广泛认可的团队应予以优先支持，从而确保重大设施资源被分配给最有潜力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团队或个人。
对产业界用户的遴选，重点评估项目促进产业发展或产生颠覆家教場地性技术创新的潜力。考察项目对现有技术或产品的改进潜力、市场应用的可行性、商业潜力，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优先支持那些有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或引领新的市场趋势的项目。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重大设施资源使用效率，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九宮格
对市场服务提供定价指导，保障重大设施可持续运维
考虑到重大设施的运营和维护需要显著的资金投入，引入市场参与机制，特别是通过向企业用户提供有偿服务，是增强重大设施资源可持续性的有效策略。国际经验表明，重大设施在面向企业用户开放共享过程中，提供有偿服务已经成为一种广泛采纳的做法。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相对落后，企业用户在重大设施利用中的比例偏低，这导致重大设施潜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未能充分实现，重大设施的市场参与度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调研显示，重大设施资源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对有偿服务提供定价指导，制定既合理又有效的价格政策，鼓励更广泛的市场参与和利用，以支持设施长期运行和发展。
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原则。有偿服务定价策略的核心在于确保价格能够真实反映重大设施服务的价值。这意味着定价不仅要考虑直接成本、运营维护费用、人员成本等，还要基于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用户支付的费用合理体现重大设施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差异化或合理分层定价。考虑不同用户群体的支付能力和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可以通过灵活的定价结构（如分层定价、合作定价、按需定价等）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例如，分层定价适用于不同级别的服务需求，合作定价适用于长期合作伙伴，按需定价则贴合特定项目的需求。
定价策略应透明和灵活。为确保重大设施的长期有效运行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重大设施定价结构应是透明的，应使得科研机构、企业、公众等不同用户，都能够理解定价背后的原理和考量因素，以有助于建立信任机制。灵活性则是指定价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包括市场需求的波动、技术进步、政策调整等因素。
提高开放共享服务能力，支撑高水平科研活动
在国外，许多设施依托单位已经建立了成熟的重大设施开放共享机制，通过公正、透明的申请评审程序和高效的信息平台，确保重大设施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同时，特别注重提供先进的实验装备和技术支持，以促进跨学科合作。相比之下，在我国，设施依托单位在开放共享机制的构建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构建公正、透明且高效的开放共享机制。引入国际化、小同行专家评审团队，建立公正、透明的申请评审流程，确保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同时，加强流程的透明度，确保用户对申请过程和结果有清晰的了解。
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提升平台功能和技术支持。重大设施应增加对设备维护和升级的投入，提高技术個人空間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提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用户技术支持，从而提高研究效率和深度，促进高水平研究项目的开展。
重视重大设施的公益性特征，扩大开放科学的获益范围
随着开放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普惠性和公益性的策略来管理其重大设施，旨在通过扩大设施的开放共享，覆盖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促进科学知识的民主化和科研机会的均等化。例如，2021年NHMFL用户的76%来自大学，16%来自政府实验室，8%来自工业界；而我国一些重大设施的企业用户不足1%。对比来看，我国重大设施仍然倾向于服务特定的“精英”团体，普惠性尚未充分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大设施资源的广泛应用和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在开放科学的背景下，我国在推进重大设施开放共享的进程中，应更加重视普惠化的开放共享，以期最大化发挥重大设施资源的社会价值。
在确保核心科研任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逐步降低访问与使用重大设施的门槛。特别是对于资源匮乏的中小型科研团队、独立研究者、企业等用户提供更多支持。同时，为推动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的融合与创新，应加强对这些跨界项目的鼓励与支持，从而促进科学领域内知识与技术的交叉融合。
利用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使用限制。通过建立在线共享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虚拟访问与远程操作能力，从而提升重大设施资源的利用效率。
（作者：宋大成、温珂、郭润桐，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肖帅、李天鸣、张辰、魏强，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游小班教學玎怡，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央广网西双版纳4月6日消息(记者 魏文青)近日，万千气象看云南·西双版纳采访团一行，先后走进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龙镇曼栋村委会曼费村小组、勐海县打洛镇打洛村委会龙利和勐景来村小组、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委会曼弄老寨村小组、勐腊县勐腊镇补蚌村委会会龙村小组，近距离了解各村在强边固防、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现代化小樹屋边境幸福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和带领各族群众同向发力、苦干实干，以典型引路全域打造“四型示范村”，一个个美丽的现代化边境幸福村串珠成线，千里边疆呈现边民富、边疆美、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曼费村：打造强边固防美丽幸福村
统一的蓝色屋顶、复古的傣式建筑、干净整洁的院落、绿树红花的道路……在景洪市曼栋村委会曼费村小组，村容村貌整洁干净，庭前屋后花团锦簇，格外醒目耀眼。
曼费村的美丽“蜕变”是在2022年完成的。参与到美丽村寨建设中来的曼费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村容村貌，构建出一个美丽宜居的乡村样貌。景洪市勐龙镇党委书记万陈华介绍，時租場地村小组积极筹划举办首届边贸互市节，吸引300多个沿路摊位商家进驻，20户农户在庭院开设客栈、餐饮、东南亚百货销售等经营主体，3天的时间户均增收800余元，村集体创收4.5万元。此外，村小组每周日常态开展赶集活动，推动村组持续增收，预计村集体年均增收84万元，布局业态50余户，户年均增收3.8万元。
曼费村的“美丽”还来自村民们的勤劳致富。近年来，曼费村发挥劳务资源优势，组建村小组劳务运输队11支132人，根据勐龙(240)通道劳务需求，由村干部依次分配务工任务，有序输出村内劳动力，实现村民务工、务农“两不误”。同时，村小组盘活土地资源，转租土地162.2亩，2023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3万元。如今的曼费村家家户户生活好了、腰包鼓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建成了强边固防、乡村振兴样板村。
龙利村：搭“感恩桥”开启新生活
沿着宽敞整洁的“极边感恩第一桥”——龙利桥，采访团一行走进位于中缅边境的勐海县打洛镇打洛村龙利村民小组，砖混或木结构的傣楼错落有致，农户房前屋后栽种着花草树木，墙壁上用竹子拼制成各种寓意美好的图案，别有一番风味。
龙利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玉儿囡介绍，2020年4月19日，云南省领导深入打洛镇打洛村调研时了解到龙利村民小组因打洛江阻隔、农特产品难销、经济发展受限的情况后，专门安排资金建设龙利桥。
龙利桥于2020年7月5日开始修建，当年12月31日便建成通车。龙利桥建成通车时，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将其取名为“极边感恩第一桥”，并写下对联：“打洛江源远流长泽润边陲，感恩桥路畅人和惠通龙利”。自此，龙利村民小组结束了村民出行办事要绕行六公里崎岖边境小道的历史。
龙利村民小组的田间地头，各类特色经济作物长势喜人。目前，龙利村民小组有耕地464亩、林地380亩，产业以橡胶、火龙果为主。2022年，村民通过“特色经济作物+庭院经济”模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
勐景来村、会龙村：村寨+景区”激活边境乡村文旅发展
蜿蜒的打洛江、精美小樹屋的塔林、别致的民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勐景来村有原汁原味的傣族村寨，迷人的热带田园风光和淳朴的傣家风情。
勐景来村民小组长岩温相介绍，近年来村民小组党支部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采取“党支部+企业+村民”运作模式，打造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健康养生訪談、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特色综合体——“勐景来景区”。村民小组通过推动文旅、农旅深度融合发展，推行“村寨+景区”模式，建成“香水莲花稻田庄园”。村民通过景区分红、景区务工、庭院经济等渠道实现增收，走出了一条现代化边境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路子。
据介绍，勐景来村民小组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既发展乡舞蹈教室村旅游，又为游客保留“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独特风光。勐景来规划出傣族传统村寨保护区、田园风光游览区和热带特色农业种植区三大功能分区，拆除异化老化建筑，统一为传统干栏式建筑风格，景区“热、傣、水、边”特色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如今，勐景来已成为国家教場地家4A级旅游景区，先后获得“中国傣族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基地”“中国文化旅游示范基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国家及省、州、县20余项荣誉称号。一座山清水秀、业兴民富的傣族特色旅游村庄正蓬勃发展。
与勐景来村傣家风情不同，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腊镇补蚌村的会龙村小组则是一派哈尼族风共享空間情。绿瓦红墙的哈尼族新居，色彩鲜艳的花纹、图腾，推窗就能看到的青山碧水。
会龙村属于半山区，是一个以哈尼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村寨。会龙村依托区位和资源优势与望天树景区签订协议，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开展深度合作，融合发展。景区把会龙乡村旅游产品纳入望天树旅游线路产品统一营销推广，重点推出会龙村研学旅游、雨林徒步、观鸟、农特产品选购、民俗风情体验等旅游项目。同时景区与会龙村在会龙村A级旅游景区创建和运营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生态旅游示范创建等方面联合开展，最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目标。
如今，不少到望天树景区等周边旅游的客人都会“拐”到会龙村“打卡”，节假日入住还要提前预约。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会龙村累计吸引10000余人次游客，30余个团体前来观光体验，营业额累计达90000元，劳务收入户均增收6000余元。
贺开村：一片茶叶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贺开村的贺开古茶园，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的古茶树从山腰一直延伸至山顶，山峦连绵，云雾缭绕，茶园里一派繁忙的采茶景象。茶农们穿梭于茶叶绿海之中，采摘今年新春鲜嫩的翠芽。
贺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泽忠介绍，贺开古茶园有古茶树230余万株，是国内迄今保存较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古茶山之一，已有1000多年历史。
2019年，贺开村整合资金，采取“村党组织+企业+茶农”的合作模式，引入公司，建设316平方米的茶文化特色民宿和民族文化展示项目，生产制作出系列茶产品，构建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增加到近20万元，茶农户均增收5000多元。
同时，贺开村还以项目为根基，延伸产业发展链条，引进企业，投入2000多万元建设贺开庄园半山酒店，开发配套系列产品，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茶旅模式，每年吸引游客5万余人次，吸纳本地群众就业500余人，让群众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增收，描绘了生态美、产业兴、人才聚、百姓富、组织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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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纷纷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以更好地保护大部分是高龄产妇的两孩妈妈的健康。休两次产假，领两份产假津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随之面临压力。专家认为，不能因此增加企业负担，否则可能加剧职场性别歧视，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2017年进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去年新增人口130多万，其中第二个孩子占了45%。生育老二，产假能跟生老大产假一样多吗？如果产假不够，势必影响大部分是高龄产妇的两孩妈妈的健康以及对孩子的照护，也会让其他想生的家庭产生顾虑。
各地产假普遍延长
按照国家卫计委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监督检查工作情况的通报，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修订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各地修订后的条例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138天至158天，并有男方陪护假或叫护理假，一般为15天至30天。
产假意在保护妇女生育权益，维护妇女的健康，保持女职工的劳动生产力，同时保证母乳喂养及照护婴幼儿的时间，有利于母婴健康。在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人群中2/3在35岁以上，第二孩产假的延长更有实际意义。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我国夫妇实际平均初育年龄达到25—27周岁，第二孩生育年龄普遍高龄，出生非健康婴儿的概率也在增大，不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改善。另一方面，大龄孕产妇怀孕和生产包養期间自身的健康风险增大，同时产后自我身体恢复的功能也在弱化，夫妻照顾孩子的体力和精力都在下降。他认为，产假少的省份延长产假，这一点挺好，有利于母婴健康，同时较好地兼顾家庭和事业。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要求，如果该规定中的产假没有落实，女职工可以依法投诉、举报、申诉，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产假是把双刃剑，保护了女性权益，同时也会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原来生一个孩子用人单位等6个月就可以继续用工，如今允许生两个之后，女职工有2年不能正常上班。对于女职工来说，产假过长，也会担心自己的职业升迁和事业发展受到影响。
生育保险支出面临压力
女职工休产假，有产假工资可领。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包養網排名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就是产假工资。按规定生育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企业等单位。
人社部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生育保险参保1.84亿人，当期基金收入519亿元，支出527亿元，累计结余676亿元，全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808万人次。第二孩的到来，使2016年成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年份，加大了生育保险的支付压力。
“以前普遍是一个孩子、休一个产假，现在普遍生两个孩子，休两个产假包養網比較，每人得到两份产假津贴，产假还不止是98天，虽然生育保险基金目前结余较多，但潜在风险仍比较大。”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说，生育保险覆盖两块内容，一部分是医疗费用，包括产检、手术等，另一部分是生育津贴，即产假工资。目前生育基金主要用来报销医疗费用，以及发放产假工资。我国就业人员中只有一半参加了生育保险，地区之间的基金结余情况差别巨大。“国家法定产假是98天，许多省份不同程度地延长了产假，在我们全面放开两孩的情况下，生育两个孩子产假将达到一年左右。在不提高企业缴费水平的前提下，如果产假工资都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出，基金支出压力比较大。”
前段时间，国家已经明确把生育保险纳入医疗保险中，孙洁认为这有利于扩大受益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产检、手术等费用报销会更多一些，但产假工资支付仍比较困难。一方面各地产假普遍超过98天，另一方面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并且当前的生育保险缴费率还不能提高。
“鼓励人们生育两孩的同时，不应过多增加生育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尤其不能影响到企业用工成本，否则会加剧职场性别歧视，势必不可持续。”孙洁建议，仍按照原有的产假时间即98天支付工资，同时可以增加财政补贴，减轻生育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
社会支持政策降两孩成本
2016年6—12月国家卫计委在全国组织开展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发现部分地区新增生育假奖励和生育津贴包養網落实困难。单位用人成本增加，影响了女性平等就业。
记者采访了广州的一家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员工150多人，主要以85后90后为主。支付五险一金，公司需要给每人每月缴纳约800元，一个月需缴纳12万元，一年144万元。由于负担太重，而广告业竞争激烈，公司就只给高管买齐了五险一金，包括了生育保险，其余人员分情况分时段购买险种。
记者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对产假制度一般执行较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产假是否休足、产假工资是否发放，与企业用工成本有很大关系，也影响到女职工本人意愿。有调查显示，经济因素成为人们是否生两孩的重要原因之一，女职工产假如果影响到家庭收入，势必增加生育成本，更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各地修改后的计生条例规定的产假时间，比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要长，如果按计生条例执行，确实增加企业成本。当然，生育政策本来就牵涉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建议协调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落实产假政策，保障权益。”原新说。
他认为，全社会都应该支持共同降低生育成本。比如产假可以弹性处理，设置一些照顾孩子的假期比如新生儿期、幼儿期，这时候孩子需要的照顾比较多，可以带薪或不带薪休一个月或两个月，男女双方可以共同享用这个包養假期。比如男方陪产假，可以根据每个家庭情况和女方产假互换，分担女性育儿压力。
我国生育两孩的社会支持政策有望出台。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将加强托儿、幼儿教育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出台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如有关两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会考虑在个税中扣除。
1月19日，2017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评选结果揭晓，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与热议。入选的十大新闻事件记录了国家层面推进性别平等政策法规所取得的新进展及地方层面落实性别平等所采取的新举措。这些事件传递出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哪些信息？具有怎样的典型性意义？事件背后还隐含着哪些需要进一步思考与改进的问题？《中国妇女报》特邀参评评委解读十大新闻事件所蕴含的性别平等价值与标志性意义，以期为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参照。
成都双流区人民法院发出针对同居暴力的人身保护令
新闻回放：1月4日，成都女子马红（化名）遭民警男友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24小时。马红的律师向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法院随即立案并确定承办法官。不到24小时，马红就领取到了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此举被认为是对反家暴法附则相关条款的积极回应。
点评人：李群（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针对同居关系暴力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引起广泛关注。全国妇联相关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高度认可法院对共同生活人遭受家暴及时发出保护令并附维权提示的做法。
首先，法院依照反家暴法附则中“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的规定，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等，是依法而为，职责所在，积极践行了反家暴法的立法理念。
其次，这份保护令很好地发挥了反家暴法的预防作用。此事件也反映出法定婚姻之外亲密关系之间暴力的存在是无法忽略的社会现实。另外，在离婚过程之中及离婚之后，分手过程之中及分手之后也是暴力发生的高发阶段。这份人身保护令可以提示各相关组织以及当事人对这个阶段暴力行为的认知、预防及制止。保护令、告诫书，乃至村居委会、用人单位的介入，都将有助于避免家暴继续和升级，避免更多恶性事件的发生。
最后，该裁定还附有一张遭遇家暴该如何办的告示，此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表明双流区法院在执法、释法等方面没有缺位，也为其他法院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应当让更多的当事人认识到，不仅“因遭受家庭暴力”可以申请保护令，在“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同样可以申请。家暴受害人打破沉默，主动发声，司法机关才能根据受害人需要出具告诫书，颁发保护令，司法保护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反家暴法的规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让更多女性享受生育保险
新闻回放：2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相关负责人表示，两项保险合并实施，不会导致参保职工的生育保险待遇降低。随着基金共济能力的提高，还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参保人员待遇。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可以进一步解决部分育龄女“不敢生”的问题，有利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点评人：董时（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
生不生孩子，是小家庭的事儿；人口生育率，则影响国家未来。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意味着以后两个险种统一参保登记、统一基金征缴、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此举解决了过去因身份壁垒而未能享受生育保险的一部分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使政策更具有普惠性，也“进一步解决部分育龄女‘不敢生’的问题，有利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而此前很长时间，未参保企业女职工生育期间，产假工资和医疗费用都由用人单位负担。为了降低成本，部分企业在招用员工时，往往倾向于排斥女性，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权。
权威部门刚刚公布的数据表明，与上一年相比，2017年全国二孩出生比重超过一半，一孩出生率降低。看来全面两孩政策效果初显，而一些家庭在生育问题上仍有顾虑。人口出生率下降，对社会发展可能造成一系列影响，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总量不足。而劳动力不足，则会直接影响未来的消费、创新等经济活动。
两险合并减弱了一部分职工“不敢生”的顾虑，提高生育率还有什么难题？有调查显示，人们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期待，以及时间、工作、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生孩子的意愿有所降低。而专家认为，新生人口不足，会使社会养老功能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则可减少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但其效果，取决于生育率的提高，而且一般5~10年后才好真正衡量。这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都在为推进全面两孩政策忙活呢。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实施“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让性别平等理念扎根青少年心田
新闻回放：3月14日~15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启动暨培训会”。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组织专家力量编写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工作手册（试用）》，并在山西、内蒙古、江西、山东、贵州5省组织开展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试点工作。
点评人：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性发展议程》提出：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包括人权和性别平等教育。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中国政府以“性别平等原则和理念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来回应这一重要议程。2017年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实施的“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项目”是中国政府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体现，试图从制度上创造一种促进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的途径。多年来，讨论儿童教育的性别平等大都集中在入学率或辍学率或鼓励女生参与理工科课堂等议题上，忽略了教育内容对儿童的影响，这个项目则是对教育内容的重大改革。毋庸置疑，性别平等教育对儿童发展意义重大，它将改变性别社会化的“自然”过程，促进男女儿童青少年充分发挥潜能。同时，儿童青少年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也将为社会发展创造性别平等的环境。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国签署了《北京行动纲领》，宣示要在各个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即从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制定政策，包括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2015年9月，为纪念“北京+20”，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主持了全球妇女峰会，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其中一点就是推动改变性别文化。由此，性别平等这一概念应该成为当代儿童青少年教育的新常识。
山东明确提出土地权证和登记簿上要有妇女的名字
新闻回放：5月初，山东省明确提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权证和登记簿上要有妇女的名字，保证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不挂“空挡”。辽宁省8月份出台文件，规定妇女平等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选取5个试点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内容，实行男女平等，推进农村各项集体分配制度改革。
点评人：何兰生（农民日报社总编辑）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权是农民最基本、最核心也最为关切的权利。山东明确提出土地权证和登记簿上要有妇女名字，是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为农村妇女“确了实权、颁了铁证”，保证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不挂“空挡”，也为以后全面完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奠定了基础。这既是对农村妇女财产权的保障，更是对她们人格权、平等权的有力维护，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
女性的独立首先是经济的独立，性别的平等首要是经济权利的平等。只有经济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人格权、平等权才能得到有效实现。这些年来，农村妇女可以同男人一样进城打工挣钱，一样可以在家乡增收致富，既有助于女性独立意识的养成，其权利和地位也在这之中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彰显。今天农村妇女地位比以前有了很大提升，除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宏观因素外，她们财产地位的提升也是重要原因。确保女性“土地证上有名”，是保障并发展农村妇女权利的重要一步，也是关键一环，山东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但我们还应看到，维护农村女性平等权益是一个综合社会课题，既要求我们强化土地确权颁证等制度性保障，还要通过加强城乡融合、推进乡村善治、树立文明乡风来予以引导，并建立健全女性权益保障机制和司法救助机制。可以说，女性权益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女德”言论频现，引发公众批判
新闻回放：5月14日，在江西九江学院讲座上，主讲人丁璇宣扬“女孩最好的嫁妆是贞操”等言论，引发公众批判。5月24日，讲座主办方发出回复，但未得到网友认可，舆论持续发酵。11月30日起，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女包養德班”倡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等言论又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众怒，推动对“女德班”现象的深入反思。
点评人：齐东向（经济日报社评论理论部主任）
点外卖不守妇道，做家务才是本分，听男人的话不容置疑，女人就是生育的工具、家庭的保姆、男人的附属品……“女德班”散布奇葩言论，触碰时代逆鳞，关停势在必行，思考却不能仅止于此。
“女德班”是沉渣泛起，为何却屡禁不止？社会文明进步如许，为何还有封建糟粕遗毒的传播空间？这些令女性自轻自贱、自我降格的宣教，为何还有很多机构趋之若鹜地邀请、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听信？一个个问题抛出，不能不令人感慨：那些“男女平等”“夫妇同权”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并非自然生长，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奋斗的成果，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已然根植于深厚适宜的社会土壤。丁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最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我们正行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意味着经济、社会、制度、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础和起点。“女德班”的新闻事件提醒我们，务必加强现代文明的“人文补养”，筑牢现代社会的“人文堤坝”。
北京地铁八条线路现反性骚扰拉手，呼吁公众“不做沉默的羔羊 不做冷漠的看客”
新闻回放：7月17日，北京通州公交车上，一女性因反抗性骚扰被刺成重伤事件引起北京市妇联高度重视。8月1日~8月14日，北京市妇联在八条地铁线路的地铁拉手张贴“防止性骚扰 共同发声：不做沉默的羔羊 不做冷漠的看客”抵制性骚扰的宣传词，倡导广大女性在遭到性骚扰时“不做沉默的羔羊”；同时呼吁社会公众“不做冷漠的看客”。
点评人：刘亚东（科技日报社总编辑）
公共场所的性骚扰长期困扰着女性。以往，总有专家教育女性不宜着装暴露，或者提示一些防狼技巧，还有些公众指责女性反抗得不够勇敢，等等。殊不知，这些对女性的约束、教导和指责本身也是性别不平等的一种表现。较之让女性自身提高防范意识，北京市妇联呼吁女性“不做沉默的羔羊”，呼吁公众“不做冷漠的看客”，从意识和理念上使我国性别平等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地铁拉手上的宣传语，或许能给骚扰者形成一种压力；每一位公民都不当旁观者，能够让女性抵制性骚扰时更有底气。更重要的是告诉女性和全社会，被骚扰不是女性的错。杜绝公共场所的性骚扰，看上去只是涉及女性出行安全的小事，实则是关乎我国性别平等进程的大事。不可否认，如今我国女性地位大为提升。然而，性别平等不仅要体现在政治上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体现在经济上的“男女同工同酬”；还应该体现在各种细节上，比如满足女性安全出行的需求，对家暴零容忍等。只有把这些细节都做到完美，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一个文明、安全的社会才能到来。
《中国妇女报》发布性别歧视类禁用词，网友点赞媒体素养
新闻回放：7月27日，《中国妇包養女报》发布性别歧视类禁用词，禁用剩女、XX婊、妓女、卖淫女、三陪小姐、X娘们、内人、贱内、破鞋、狐狸精、事业线、小三、二奶、泼妇、悍妇、怨妇等歧视女性的词语、短语，以及有性暗示的词语；禁用直男癌、剩男、老光棍、娘炮、阴阳人、女里女气等歧视男性的词语。此消息发布后，获众网友点赞。
点评人：邓凯（光明日报社国内政治部副主任）
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语言，把这些禁用词念一遍，只需要一遍，就感觉“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词汇根植于某些人的内心，发之于唇齿，带着歧视和戾气，犹如一个个病毒，冲破公序良俗，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啃噬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座。
有这样一句名言：“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时间。”如果说，这些词汇今天还能大行其道，那么，我们离“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离消除性别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虽长，但从来不乏同路人——《中国妇女报》此次发布性别歧视类禁用词，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捍卫正确的价值观，赢得广大网友点赞，理所当然。不仅如此，这些年，在诸多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社会进步的案例中，都能看见中国妇女报奋力助推的身影；她以经年累月的坚持，为维护妇女权益、推动性别平等柔肩担道义，矢志守初心。
“妇女权益保护”成天津九万领导干部“必考题”
新闻回放：9月5日~11月10日，天津市举行2017年领导干部网上学法用法考试，增添了“妇女权益保护”章节，包含妇女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内容等，范围涵盖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精神及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暴法等法律法规。领导干部可借助“天津市领导干部网上学法用法考试系统”随时随地学习。
点评人：张明新（中国新闻社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在妇女的社会权利、社会地位、社会作用和妇女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公民都有较高的法律意识，知法、守法，甚至把法律作为一种生活的需要和信仰，那么全面依法治国的步伐就会更加坚实。
因此，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公民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是法治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而普法既要重视“绝大多数”，又要抓住“包養網关键少数”，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当然是重点对象。他们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包養網处在执法掌权的重要位置上，能否依法办事，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施。《“妇女权益保护”成天津九万领导干部“必考题”》入选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广大党政干部在学法、用法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妇女权益保护”的法治观念和法治自觉性，将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价值观和良好法治氛围，同时也不断提高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天津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试增添了“妇女权益保护”新章节，并开创“4A”移动学习方式，对各地具有借鉴意义。
厕所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推出，倡导建设第三卫生间、开设女性专用厕所
新闻回放：12月6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计划指出从2018年至2020年，全国计划新建旅游厕所4.7万座以上，改扩建1.7万座以上；加快第三卫生间建设步伐，继续倡导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小于3∶2，鼓励设置男女厕位转换，鼓励适时开设女性专用厕所，着力体现人文关怀。
点评人：孙德宏（工人日报社社长）
无论是在人的生命存在，还是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厕所都有重要的意义——对此，虽然我们的认识有些滞后，但还不算晚——厕所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的“新闻价值”就在于此，而且不仅增多数量，也提高质量，尤其是“倡导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小于3∶2，鼓励设置男女厕位转换，鼓励适时开设女性专用厕所”，更使这一新闻的价值提升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高度。
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以及文明到了怎样的程度，当然有很多指标，但把人的“方便”弄得很不方便，即使其他指标都不错，恐怕也难以算得上是文明；同时，即便一部分人（比如男性，或者青年）方便了，而另一部分人（比如女性，或者老人、残障人士）却很不方便，其文明程度也要大打折扣，甚至更不文明——这当然关涉性别平等，其实更关涉社会文明！
当然，如果这则新闻不仅是关于“旅游厕所”的，而是关于所有“公共厕所”的，那就更好了！不必遗憾，因为“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并推动解决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中存在的问题
新闻回放：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在提交审议的备案审查报告中，推动解决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的争议在列。近年来，有关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存废的呼声一直未止。8月，最高法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提到，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为共同债务，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为个人债务。
点评人：孙钱斌（中国妇女报社总编辑）
“24条”成为热词，甚至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社会现象，可能为制定者所始料未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夫妻“假离婚 真逃债”，保护债权人和交易安全。这本无可厚非。吊诡的是，却有夫妻一方利用其中破绽，演出了一幕幕“真离婚 真逃债”的金蝉脱壳计，而女方被负债的现象尤为突出，以致民意沸腾。当“24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妇女权益问题的时候，全国妇联发挥了源头维权的作用，利用两会的渠道发声，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等积极沟通。
最高法先于2017年2月28日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和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又于2018年1月17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直面“夫妻共债”这一司法实践难题。最新的司法解释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了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共债共签”原则也具有引导民商事主体主动防范交易风险的深刻用意，充分回应了社会各方关切。我们看到，“24条”所引发的已婚者“恐债”、未婚者“恐婚”的普遍性焦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婚姻家庭关系的脆弱性，格外需要制度设计者小心呵护。我们建议，在法律制度出台前进行必要的婚姻家庭影响和性别平等评估，审慎判断是否存在引发婚姻家庭关系动包養行情荡和性别不友好的可能性。新的民法总则将人身关系的调整置于财产关系之前，这不是简单的次序调整，背后是立法理念的变化，而且，是一个好的变化。
新华社南宁5月5日电 题：从城市女孩到深山“猪倌”——90后大学生的“逆行”青春
新华社记者林凡诗、郭轶凡
扎起头发，陈紫辉麻利换上工作服，走进猪圈，喂食、记录猪苗生长情况。对每一头猪苗的情况，这位90后姑娘都如数家珍。谁能想到，在广西大石山中的这位“猪倌”，是一名来自北方的城里姑娘。
陈紫辉在给猪喂食。（新华社记者郭轶凡摄）
陈紫辉是甘肃兰州人，她与男朋友兰吉来在兰州包養读大学时相恋，毕业后，两人决定回到兰吉来的家乡广西德保县定坡村共同创业。2017年底，陈紫辉跟随兰吉来一路颠簸来到定坡村，尽管来之前她做了心理准备，可看到的景象还是让她震惊：村里房屋破旧，四处是石山，语言也不通。这样的环境让从小在城市生活的陈紫辉一时间无法接受。“当时脑海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走。”巨大的差异让这个在来之前做着“要爱情也要面包”美梦的女孩退却了。
陈紫辉在记录猪苗情况。（新华社记者郭轶凡摄）
“土山猪用石山百草喂养，品种很有特点，若向市场推广，必定受欢迎。”兰吉来用自己的坚定感染着陈紫辉，2018年4月，陈紫辉下定决心，瞒着家人再次来到定坡村与兰吉来开始创业。创业的第一步，就是翻山越岭，入户拜访土山猪养殖户，学习养殖方法。定坡村不少山猪养殖户包養網都在深山里，连摩托车都无法到达，陈紫辉就跟着兰吉来，在石山路上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又累又饿，鞋子都磨坏了好几双，有时下雨路滑，摔得满身是泥。”特别累又无助的时候，陈紫辉也会沮丧，也会发脾气，此时男友兰吉来总是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
可现实是，困难远比他们想的要多：要建一个规模化养殖基地，需投入大量资金，想要纯正的土山猪种苗，就得说服养殖户跟他们合作……这一个个摆在眼前的问题，一度让两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一筹莫展，就连村里人也劝他们放弃：“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在外面找个体面的工作，也比回来养猪强。”
陈紫辉（右）在走访养殖户。（新华社记者郭轶凡摄）
即使这样，陈紫辉也没想过放弃：“既然下决心来了，我就要坚持到底。”性格温柔的陈紫辉，谈到创业，眼里满是坚定。兰吉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是女朋友陈紫辉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他分析原因，找出解决办法。
定坡村驻村第一书记苏志付得知了两人的情况，便联系帮扶单位、发动身边亲朋好友一同帮忙。在众人帮助下，吉尚共富种养专业合作社于2020年6月建成运营，就连曾反对两人返乡创业的兰吉来父母亲也从外地回来与两人共同打理养猪场，陈紫辉与兰吉来的包養平台推薦创业梦迈出了第一步。
今年1月，兰吉来当选了定坡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陈紫辉便担起了管理养猪场的重任。两个年轻人的步伐并不止于此，陈紫辉利用所学知识，将当地人用来喂猪的草药整理出来，由此来制定出定坡土山猪的喂养标准，将定坡土山猪养殖做到专业化、标准化。
陈紫辉与兰吉来（右）在一起。（新华社记者郭轶凡摄）
今年，两人的养猪事业迈入第四个年头，定坡土山猪在南宁等地的供货渠道已初步建立，陈紫辉成为四里八乡公认的养猪能手。陈紫辉的选择也逐渐得到了亲人朋友的认可和支持。陈紫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无论身在何处，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奋斗，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今，他们的山猪养殖事业仍在继续，等在他们面前是更多未知的困难。兰吉来心底始终有个愿望：待事业稳定后，就上女方家提亲，给女朋友一个体面的婚礼，不辜负陈紫辉这几年风里雨里的追随。几年的相处，两人越发默契，许多时候，他们不需要说话，在彼此的眼神中就能找到答案：他们是知心爱人，更是亲密“战友”。
归巢青年将新观念带回乡村，新风尚、新婚俗正在成为新潮流
婚事新办简办，为爱“轻装上阵”
不同于父辈入乡随俗的传统婚礼，如今的新青年们把新风尚、新婚俗带回乡野，去繁从简，把更多精力用在创业发展、劳动致富上。同时，多地也通过发布倡议书、完善机制等方式广泛开展婚俗改革，持续推动为爱减负，守护幸福成果。
没有了“天价”彩礼、豪车迎亲，也没有山珍海味，包養取而代之的是骑自行车带着新娘子“低碳出嫁”，一场家庭聚会仅限亲朋好友参加……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包養網城市打拼的乡村新青年将新的婚礼观念带回乡野，成为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的主力军。
“我们要‘轻装上阵’，走上幸福生活的新起点。”不少归巢青年表示，他们选择婚事新办简办，既是为双方家庭减负，也是为了让幸福回归纯粹。
把新的婚礼观念带回乡
“你们真决定这么草率就把婚礼给办了？小倩的父母不会有意见吗？”5月20日晚，陈舟的父亲又一次将他单独叫出去，询问婚礼的事情。“我跟小倩早就商量好了，婚礼一切从简，你们就别瞎操心了。”陈舟回应道。
原来，当天是陈舟和张思倩的大喜之日。与传统迎亲嫁娶不同的是，没有豪车迎娶，没有彩礼、嫁妆，更没有动辄几十桌的婚宴，到场见证二人“修成正果”的只有10桌亲友和一纸婚书。
今年27岁的陈舟老家在重庆巫溪县蒲莲镇农村，大学毕业后，陈舟一边在重庆主城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一边等女友张思倩毕业。2022年底，二人决定返乡创业，同时把婚礼办了。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村人，听说我们要结婚，就准备大办一场。”陈舟坦言，刚开始，他也想的是自己风风光光地娶，妻子风风光光地嫁。可冷静下来后，陈舟认真盘算了下：按照本地传统习俗，彩礼要8.8万元，加上买烟、买酒以及婚庆公司和办酒席等，总共的费用要十几万元。
创业刚起步的陈舟手头并不宽裕，家里条件也有限，妻子也知道他的难处，双方便各自做起了父母的思想工作，最终决定一切从简。
“婚礼只是通向婚姻的‘桥梁’，而双方的感情可以是‘车’，也可以是‘船’。只要感情到位了，有没有‘桥’都无所谓。”张思倩表示，如果为了面子，而伤了感情，婚姻大概率长久不了。
事实上，随着我国广泛开展婚俗改革，加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返回农村，这些返乡青年也把崭新的婚礼观念带到农村，为爱减负。
入乡未必要随俗
今年“五一”期间，刚过而立之年的冉子瑞回到重庆奉节老家，到家第二天，亲戚找上门，向他借钱给儿子办婚礼。细聊下来，冉子瑞得知，亲戚准备给女方9.9万元的彩礼，美其名曰“长长久久”，还要在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安排每桌价格为1888元的酒席……整套算下来价格超过20万元，目前还缺6万元。
随后，冉子瑞得知，女方家里其实没有要求彩礼，对婚礼也没有提任何过分的要求，而是亲戚家执意要挣面子，又因为没有凑够钱，把婚期一推再推。
“结婚没必要搞这么复杂，这样借钱办婚礼，挣到了面子又能怎么样呢？”冉子瑞和其他一众小辈展开游说。最终，拗不过这帮年轻人的“狂轰乱炸”，亲戚听进去了意见包養平台推薦，同意降低婚礼、酒席等规格。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在老一辈眼中，结婚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仪式，关系着家族面子和尊严，因此会通过攀比彩礼金额和婚礼规模的方式来获得社会认可。
“当结婚变成一场攀比和表演，不仅给家庭带来负担、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让婚俗风气陷入迷途、给原本纯洁的婚礼增添了许多杂质。”陈舟表示，不同于父辈，他们这代人，更愿意把精力用在创业发展、劳动致富上，而非无奈地接受入乡随俗的传统婚礼。
“反正我以后就搞个旅游结婚，又简约又浪漫。”冉子瑞说。
记者注意到，在从城市返巢的青年带动下，骑行山地车带着新娘子“低碳出嫁”；在草坪上办一场自己主持的婚礼；婚宴饭菜以家常菜、健康饮食为主，争取“光盘行动”以及旅游结婚等新风尚、新婚俗正在成为乡村婚礼新潮流。
建章立制共护“幸福成果”
“当前，尽管包養行情已经出现新婚礼的风潮，但破陋习树新风，婚俗改革仍是老大难问题。”在巫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看来，旧婚俗“老”在千年遗风，“大”在千家万户，“难”在除旧立新。“要在根源上实现改变，教育引导是首要任务，同时，想要新风尚常态畅行，建章立制是关键。”
该负责人介绍，针对部分地区炫富攀比、大操大办、无事整酒等陋习，巫溪县探索设立“总管讲堂”进行劝导，制定村规民约予以约束，并建立了包含符合社情民意的“整酒禁令”的村规民约。
如今，“婚丧酒席俭办，无事酒席不办”的观念已在当地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支持。“我们从开业以来就立下了一个规定：自己不举办、不承接也不参加‘无事酒’，并劝导村民婚宴饭菜简单、健康化。”该县观峰村一酒庄老板谭传林告诉记者，他还联合村里的几个农庄老板和镇上签订了《不承接违规酒席承诺书》。
青年婚恋问题是小家的事，也是国家大事。当前，全国各地纷纷通过发倡议、立规矩等方式，推动青年婚俗改革，守护“幸福成果”。今年1月，重庆市民政局、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出《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倡议书倡议》，提倡通过举行集体婚礼、家庭婚礼、旅游结婚，参包養網排名加社会公益活动、夫妻共植纪念树等形式，以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方式分享新婚喜悦。
对此，冉子瑞认为，告别入乡随俗的乡村婚礼才更甜蜜，他们这代青年将从自身出发，卸下爱的负担，让幸福回归纯粹，也让婚俗改革的新风吹遍田野。（记者 黄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