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警惕多地贫困区发生骗婚！

新华社电 将虚构身份信息的女子介绍给贫困农村单身男子，以订婚购买首饰、衣服、手机等名义，索要几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的彩礼。结婚后女子以各种理由离开，携款潜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对人贩子买卖婚姻的包養严厉打击，“花钱买媳妇”现象大大减少。但是，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做媒”的旗号，针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山村大龄男青年开展有组织、分工明确的骗婚，甚至形成地下产业链。

记者近日从多地公安机关获悉，相关案件频发，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立案数十起，另有大量线索在追踪。

收取彩礼十余万元，婚后以各种理由携款离开

湖北武穴男青年小包養網郭30多岁依旧单身，家人很着急，通过媒人介绍他相亲。

在当地一名农民家中，小郭见到五六名年轻女子。媒人王某某对小郭说：“这几位姑娘你相中哪个告诉我，我来牵线。”不久，王某某反馈消息：“准备好彩礼钱再来，等我通知你们见面就可以结婚了。”

彩礼钱要价11万元，小郭父母分四批给王某某送了10.8万元，并置办了新婚家电家具。很快，小郭与这名女子结婚了。

没多久，女子以“想回家看看”“爸爸病了”“奶奶不行了”等理由多次提出要回家。小郭的父母不放心，打电话给王某某，王某某称女子会回来，并让小郭父母出路费。然而，离开后，这名女子再也没有回来。反复催问王某某无果，小郭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骗局，于是报警。

这并非王某某首次作案。据武穴市公安局介绍，安徽省舒城县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日前来到这里，提出协助办理结婚诈骗案，其中一名多次行骗的嫌疑人信息直接指向55岁的王某某。

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钟贫贵介绍：“王某某曾于2012年12月涉嫌同样罪名被打击处理。之后她变得更为狡猾，在后来的涉案中不承认参与组织‘骗婚’，坚称是‘做媒’。”

在不断发现王某某涉及多起诈骗案的过程中，警方抓获了与其来往密切、化名为“赵显彭”的云南籍女子陈某某等团伙成员。清查物品时发现，陈某某包里有一张写着身份证号码的纸条和一张担保书，内容是大法寺镇某村青年李某和“金兰”结婚，为彩礼费要梅某某等人担保等。经查，年龄和名字均为虚构的35岁云南德宏籍人员金某某，就是女子“金兰”。

经审讯，金某某交代了其伙同王某某、陈某某、梅某某等人诈骗李某十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有组织分工施骗，骗婚女可分3万至5万元

警方介绍，这类诈骗团伙多选择中部山区、贫困地区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作为目标。

据了解，在多包養地骗婚案中，每户受害者被收取彩礼6万元至14万元不等。参与诈骗的女子多是无固定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她们被组织者许以高额报酬参与诈骗。

据部分诈骗团伙成员交代，为防止被骗对象“找上门来”，骗婚者的姓名、籍贯等多是虚假信息。有的甚至假扮外国人，因为跨国身份不好核实，方便“圆谎”。

办案人员介绍，这类骗局的套路如下：有人负责在各地寻找“猎物”，以“说媒”方式骗取信任；等受害人“上钩”后索要高额礼金；“新娘”在婚后找各种理由与男方发生矛盾，携款潜逃；当受骗者找“介绍人”解决问题，则以“只负责做媒”“夫妻矛盾应自行协商”等理由摆脱干系，逃避警方打击。

据悉，诈骗来的钱财，参与相亲的女方一般可以分得3万至5万元不等。

骗婚令一些贫困户陷入更深贫困，应加强全面治理坚决打击

记者调查了解到，骗婚案中收取的6万元至14万元彩礼，对于多数以种地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受骗者家庭来说，往往意味着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有的家庭甚至因此背上巨额债务。钟贫贵介绍，近年来，中部山区甚至部分贫困地区接到此类报警明显增多，部分贫困户因此陷入更深的贫困。

办案民警表示，打击此类骗婚难度不小。一方面，骗婚人员多是以“做媒”的身份进行诈骗，有些还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找到不知情者牵线，并在警方介入后坚称自己没有从中获益，相关证据不易锁定；另一方面，参与骗婚的女子并不是在收取礼金后直接失踪，而是会与被骗人员生活一段时间，造出“性格不合”“婚姻破裂”等现象，难以定性。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包養行情任尚重生说：“犯罪分子利用偏远地区群众警惕性较低、爱面子不愿报警的特点布设骗局，影响极为恶劣。相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此类行为，形成震慑。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知晓此类骗局的存在。同时要注意办理正规的结婚手续，在法律上保护自身权益。”

3月3日，在贵州省贵定县盘江镇“金海雪山”景区，游客乘坐观光包養小火车观赏油菜花。

近年来，贵州省贵定县包養盘江镇依托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包養網，围绕坝区高效农业发展定位包養網比較，大力发展“水稻＋油菜＋稻包養網田鱼”特色农业项目，推动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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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3月1日包養拍摄的黄河宁夏包養網段（无人机照片）。

近日，随着气温回包養網升，黄河宁夏段包養行情冰凌消融，成群的候鸟在黄河滩涂嬉戏、飞翔，与碧波潋滟的黄河构成一幅生态美景图。

新华社记者 王包養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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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什么是单位GDP能耗呢？

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费的能源，通常以万元GDP消耗的能源（折算为标准煤包養）来计算。即：

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能源消费总量/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能源消费总量是指一定地域内，国民经济各行业和居民家庭在一定时期包養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

因此，除生产领域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也将对单位GDP能耗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衡量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减排状况的重包養網要指标，单位GDP能耗数值越大，说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越高。

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从转变观念开始，从点滴小事做起，降低单位GDP能耗，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综合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领导包養網干部统计知识问答》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制作

过去一年，中国粮食生产“二十连丰”，绿水青山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眼下，春耕备耕次第展开、农货特产远销各地、乡村旅游热闹红火……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毫不放松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端牢饭碗信心足

2023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产177.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端牢中国饭碗的信心和底气越来越足。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监利市精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毕利霞说，她所在的合作社已经建设了智慧农场。“包養網通过引进数字化农机管理中心、地面物联网、可视化云平台、北斗自动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等设备，传统农业加快向数字农业转型。”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委常委杨松说，六盘水海拔高，气候多样，土地贫瘠，对种子的要求较高。当地因地定株，做好良种选育和推广。“去年我们试种了抗风性强的玉米新品种，比传统品种早一个月成熟。丰收时节，附近的农户纷纷赶来看效果，好种子能让农民多挣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包養行情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姜明一直关注黑土地保护。他在调研中发现，不科学的玉米秸秆离田会导致黑土耕层流失。“用好养好黑土地，关乎大国粮仓的丰盈。我建议设立秸秆打包带土全链条评价体系，加快秸秆打捆机除尘设备升级换代，从源头降低带土量。”姜明说。

因地制宜兴产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可以有效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田间地头的直播“带货”，让农特好物成了“爆款”。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湖县天和生态农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建议各地与电商协会、职业院校合作，实施职业农民培养计划，通过电商直播、品牌营销、物流与仓库管理等专业培训，培养农村电商人才队伍，让返乡青年运用专业知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鸿坤生猪养殖场总经理李志娟，近期正为推动完善当地生猪冷链分割屠宰产业链和蔬菜产业现代化想办法，“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农民收益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李志娟说，“搞乡村特色产业要充分应用新的技术条件，让更多农民从产业增值中持续受益。”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畜禽研究所所长陈淑芳说，传统养殖模式向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模式转变，是中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科学养殖在节约劳动力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助力农户走上现代化的绿色农业之路。

“乡村全面振兴没有可以照搬照套的模式，一定要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包養網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王传喜说，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片区共建思维，探索以多个村庄为单位，打造联村特色产业，形成片区产业链。

唱响文旅“融合曲”

乡土村落的文化脉动与生机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河南打响了信阳茶文化节、固始根亲文化节等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让乡风更文明、产业更兴旺。”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校长马珺说，乡村地区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品质。

“下庄村百姓以前只能种种地，现在特色产业、旅游，样样都做得很巴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下庄村从村口到村里落差达1000多米，以前仅靠绝壁上的一条小路出村。包養網 花園如今，村里人开凿出山路，路通了，在当地就业的机会来了。“扎染人才重拾技艺，开起扎染手工艺坊；村民可以在民宿客房部做卫生包養網、去食堂帮厨、当讲解员，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下庄人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精神面貌越来越好。”毛相林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党委书记陈晓拴建议，把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扶持乡村旅游点修建道路、停车场、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同时，加强旅游市场管理，进一步营造文明规范有序的乡村旅游环境。

（本报记者闫伊乔、郑智文参与采写）

包養網

包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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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青春没收入

她被束缚在没有爱的“家”里

回到南宁后，蓝先生帮周女士安顿了生活，就回武鸣了。只有在需要周女士时，蓝先生才会从武鸣到南宁市中心与她约会。周女士说，她原本想回酒店工作，但酒店方面说她辞职后已经又招了新员工接替了她的工作，她没能再到酒店工作。

没有人介绍，周女士几乎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包養網源，她只能靠蓝先生接济。她原本只是想依靠蓝先生，但没了工作，她对他变成了依赖。蓝先生每月给她几百元基本生活费用，对她平日的生活从不过问，只有在到南宁约会时，他们才会聚在一起说说话。蓝先生一走，周女士又陷入了孤独当中。蓝先生每月给的钱，付完房租之后就没剩多少了，周女士只能到处打零工，给别人做清洁家政赚外快。“我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家，可又重回到最初的孤独和绝望当中，特别难熬。”周女士说，蓝先生只有在需要时才找她，其他时包養網间从不理她，这让她内心很不安，两人还经常为此吵架。

为了安抚周女士，2015年，蓝先生在南宁买了一套房，一起去看房时，蓝先生说会在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当房产证拿到手之后，周女士才发现，房产证上只有蓝先生的名字。蓝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不管写谁的名字，都是给她住的。但他也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房子就归她住。

从2007年认识到现在，周女士和蓝先生已经纠缠10年，在这10年里，蓝先生以前说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对她现在的状况也漠不关心。周女士说，她知道蓝包養網先生不可能给她婚姻。去年，她想离开蓝先生，蓝先生也没有丝毫挽留，只是对她说，如果她去找别的男人，那她必须搬出现在的住所，如果继续跟他，这房包養平台推薦子继续给她住。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控制我，以前他让我辞职，我包養平台推薦没有收入，他就每月给我点钱；我没了住所，他又拿这套房子来套住我。”周女士说，她很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因为自己想要找一个依靠的念头太强烈，结果自己变成了一个只能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她在老家隆安有房子，但她没脸回去住。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她更没勇气回去了。

周女士现在每天拼命地工作，在很多家政公司求职，只要有活干，她就出工。周女士说，她就是想多挣钱，哪天自己有能力租房子住了，她就搬离那里，过自己的生活。

　　制图：蔡华伟

两孩妈妈敖元淑

社区帮我找了离家包養網近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杨文明

1986年出生的敖元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儿子出生4个月，她就开始出来工作——“不工作，尿不湿的钱哪来？”

尽管老公每天熬夜去工地打工，但因为孩子的到来，敖元淑觉得2017年很幸福。丈夫每天200块钱的打工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老二太小，敖元淑既想照顾孩子，又不得不找份工作。“幸好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为我提供了过渡性就业辅助，上班的地方离我家步行也就两三分钟，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关键上班的时候可以带孩子。”

敖元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连心公益互助店里服装、鞋子的清理、销售。这些衣物来自热心人士的无偿捐赠，低价销售给有需要的人包養網價格。“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也就10元左右，多了每天能卖200多。”

大多数时候，她都会背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去附近的户外劳务市场售卖衣物。“最近太冷了，孩子手脚都皲了，就带着孩子在店里，每个月能领到1000多补贴，对家里帮助也挺大。”

敖元淑的家乡在贵州盘州，小学毕业后来到昆明打工，如今已经有15年，昆明是她第二个家。“但终究要回去的，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们还要回去照顾老人的。”

敖元淑爱笑，却也不是没烦恼：“老大英语不太好，本来想给他报个英语辅导班，但太贵负担不起，就想给他买台电脑自己学，但钱不够只能等明年。”

敖元淑的2017，她说，总体上挺幸福。

编者按：2017年正在向我们挥手作别。每个人的2017年，都有着别样的故事与回忆。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年来，大伙儿都过得怎么样？衣食住行有啥变化？是否有充实的获得感？对于来年和今后，又有哪些期许？本版与本报“碰碰词儿”工作室合作，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盘点2017，展望2018。

农村小伙孟宝磊

城里也能有咱的一个家

王汉超 霍亚平

“新车到手啦，第二个愿望终于实现。”手拿新车钥匙，孟宝磊格外高兴，这是今年他送给自己的第二件“礼物”。

7年前，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村小伙孟宝磊从部队退伍，只身一人来到郑州，“没活干的时候穷得啃馒头、喝凉水，有几次都想回老家，但混不出个样子咋有脸回去见爹娘？”忆往昔，他百感交集。

靠着农村孩子的勤快和憨厚，孟宝磊被郑州的一家舞蹈学校看中。因为能力突出，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做管理层的工作，他十分珍惜，所以干得很卖力。

工作稳定，收入不错，2016年春节，亲戚朋友都张罗着给孟宝磊介绍对象。他与一个女孩相处甚欢，但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家长一打听男孩没房，便让女儿撤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想要在郑州成家立业，我必须买一套房子。”今年年初东拼西凑，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这是他在郑州送给自己的第一件“大礼”。手捧新房的钥匙，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农村娃，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个城市会有我的包養網一个家。”

简单装修，他把母亲接到郑州和自己一起住，“有一次我出差很晚了才到家，看到母亲做了一桌子饭菜等我，我觉得特别幸福。”对于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孟宝磊来说，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谈及2018年的愿望，孟宝磊笑了：“30岁还单身，希望能早日遇见她，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

创业青年李蔚然

回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08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李蔚然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从深圳到非洲、拉美，一干就是8年。8年后，他放弃百万年薪选择回到云南。他说：“这算是回归吧。”

回归的是家庭。“过去在国外跟国内有时差，和家人联系特别不方便。”回到云南，李蔚然终于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我和妻子在计划要小孩，回到国内，照顾起来更方便。”

回归的是家乡。回到云南，李蔚然将创业的方向选定为高原特色农业。“家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资源，农民生产了这么好的绿色产品，我想将他们的产品和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市场联系起来。”

回归的更是梦想。“回来后，终于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单纯地完成工作。”因为创业，回到了家乡的李蔚然能陪伴家庭的时间依然有限，他说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在没有电话信号的村庄，“创业选择了做农业，总得了解农产品市场。”

“创业需要人才，在永胜招募足够数量合适的人才很难；但再难，我也希望带动家乡的发展。”尽管现在更多时间待在丽江市永胜县，李蔚然坦言自己未来可能还是会把公司部分业务放在昆明。“等事业相对稳定了，还是希望多在昆明陪伴妻子，毕竟未来还要考虑孩子教育。”

旅游达人赵晶晶

两条地铁线直通家门口

王汉超 霍亚平

今年是赵晶晶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河南郑州老家工作。“过去的一年，太多变与不变，但我的生活依然美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赵晶晶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交通变了。这两年，郑州两条地铁线路直通自己家门口，还有7条地铁开工建设，“郑州城区三环全程高架，上下班也不太堵车了，周末坐上城铁去开封鼓楼吃夜市，再坐郑徐高铁到南京看看，去上海外滩转转，别提多得劲。”

环境变了。过去冬天包養網一到，“天天不开窗，出门戴口罩”。在赵晶晶看来，“这两年的蓝天明显多了，尤其是今年冬天，有时候天蓝得像一幅画”。

观念变了。今包養年，赵晶晶带薪休假领着全家去了趟越南旅游，“白天我们在大海边漫步，晚上躺在沙滩上看星星。”赵晶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除了孩子的教育和日常的消费，还能存三四万。“消费观念不一样了，有假期我们就全家出去旅游。”

家乡一直在变，赵晶晶既兴奋又心安，因为家人、朋友和同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没变的亲情和友情，让她感到温暖。2018年，赵晶晶的愿望是给父母买一套房子。“希望房子周边的交通便利一些，医疗方便一点，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想让他们安心地度过晚年。”

手机维修师李刚强

上月到手就有一万九，哈哈

本报记者 巩育华

2017年对“北漂”李刚强来说，可谓幸运年——他的收入再创新高，光上个月到手就一万九；今年38岁的他还当了爸爸，朋友们打趣他“老来得子”，他一脸憨笑，看得出很幸福。

李刚强，陕西人，来北京13年了，先是在手机公司做手机维修，今年3月加入闪修侠，满北京跑，上门修手机，“比以前赚得多，也更奔波，没办法，赚奶粉钱嘛！”他笑声爽朗，“我的业绩一直全国前五，手艺好，没办法，哈哈。”用户喊他“大侠”的时候，他最受用。没单子的时候，他就在地铁里找个角落坐下，“打打游戏，或者和儿子视频，这一小会儿属于我自个儿。”

添了孩子，李刚强家今年开支不小。他把妻儿送到山西丈母娘家，隔几个月看望一次。当孩子隔着屏幕，突然学会叫爸爸的时候，是他今年最开心的时刻，有点想落泪。

李刚强说，现在上医院也方便，老家有合作医疗，在北京能走异地医保。但他平日还是很注意，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出门看天气预报，他开玩笑说“惜命”，但其实是不想耽搁，“钱基本够用，但有30万存款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

“北漂不是我们的梦想。”说起房子，李刚强有些遗憾。2006年，同事撺掇他去燕郊买房，他一犹豫就再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列车。李刚强2018年的心愿是在西安买套房，“我父母在西安，等孩子上小学了我们也回西安”。

钟情网购的韩屹

最感谢的人是外卖小哥

本报记者 孟思奇

刚刚过去的“双12”，北京姑娘韩屹的战利品又堆成了小山。和“双11”相比，她稍微克制了一些，这次“只买了七八件东西”。

不光在购物节，韩屹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捧着手机买买买。韩屹每天5点半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叫外卖。她知道怎么订餐才能抢到最大的红包，哪个平台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慢慢地，她成了所有外卖平台的VIP用户。

2017年，韩屹最感谢的人就是外卖小哥。过去外卖不发达的时候，韩屹也做饭。有了外卖，她每个月做饭次数几乎为零。韩屹的办公室在3层，没有电梯。有一次，外卖员迟到半个多小时，还打电话让她下楼去取，韩屹挺生气，说：“去不了，你送上来吧。”当外卖员气喘吁吁地把餐递到韩屹手里时，她才发现外卖员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我就后悔了。”

从此，韩屹每次取外卖都自己下楼，刮风的时候给他们几块钱小费，天气热的时候给他们带杯水。

明年，韩屹的目标是有个健康的宝宝。所以，她最近减少了叫外卖的次数，一是为了节省开支，二是练习做饭，为当妈妈做准备。不过，她也觉得当妈是个挑战，过去帮同事网购母婴产品，总觉得质量参差不齐，“挂个婴儿两字就价格高几倍。”她希望将来婴儿产品能够有统一的价格标准和更多的监管，让自己买买买时更安心。

　   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　题：龙先兰“成名”史

　　新华社记者丁锡国、张玉洁

　　4月17日，作为学员代表，十八洞村村民龙先兰走上当地一所大学承办的培训班开学典礼发言席。他要在这里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龙先兰打开蜂箱清理掉落的蜂巢。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今年34岁的龙先兰，读到小学就辍学了，是这个“明星村”精彩故事的“戏眼”。取材于这里的几部艺术作品中，没有“龙先兰”的名字，但都有他的影子。许多创作者试图通过讲述他的故事，展现一个特殊群体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艰难历程。

　　恶名

　　龙先兰最轰动之举，是硬闯副省长主持的会场。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地处包養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贫困群众，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那一年，全村人均收入1668元，近六成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这是4月15日拍摄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梨子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1个多月后，花垣县委派出的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进村第4天，湖南省一位副省长前来调研，正向扶贫队队长了解情况时，突然，龙先兰喷着酒气，闯进会场，嚷道：“省长，扶贫队来了，可我还没饭吃，没老婆！”

　　总书记到村子的时候，龙先兰正在外地打工。他猜想，这次一定可以分到很多钱，便匆包養網匆赶回村子。没想到，回村待了些日子，连一分钱也没到手。干脆，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龙先兰啥都不怕，因为，他啥都没有。

　　他是孤儿。原本，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妹妹。但从他十二三岁起，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母亲改嫁，她实在无法忍受爱喝酒、爱骂人的丈夫，儿子多次哭着劝她别走，可没能改变她的去意。1年后，父亲病故。又过了2年，妹妹意包養行情外溺亡。

　　母亲离去，龙先兰成了“野孩子”。父亲去世后，便彻底没有了管教。失去妹妹，他的世界一片灰色。他开始封闭自己，也在伤害自己。十六七岁的孩子，开始像个大人喝闷酒。有酒，他必醉，醉后，不管什么地方，倒头就睡。只要手里有点钱，就买肉吃、买酒喝。花光了，就向别人伸手借。邻居们经常能听到他歇斯底里地喊着什么。

　　村里人都知道，他心里苦，可怜他，又气愤于他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许多村民躲避他。提起他，有些人就摇头，村干部就头痛。

　　2014年，村“两委”决定，集中使用产业扶持资金，发展猕猴桃产业。他对一些村民说：那是骗人的，上级拨下来的钱，都让当官的吞了。气得村党支部书记差点和他动手。

　　“我怕醒过来，一醒就烦。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为什么我没人疼没人爱？”龙先兰说，“那个时候，我是一堆烂泥，一文不值。”

　　正名

　　龙先包養兰闯进会场，副省长让他带路，到家里看看。屋顶多处瓦片破了，雨水漏进屋子，砸出10多个小坑，地面上长满青苔；碗筷、衣服、鞋子、袜子堆放在一起。

　　看了一圈，副省长说：“小伙子，你身强力壮，长得这么精神，为什么没有饭吃、没有老婆？我给你找到原因了。因为你懒。”

　　副省长特意嘱咐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像这样的重点人物，要重点关注。

　　扶贫队5名队员和5户生活最困难、工作难度最大的村民一一结成了对子。龙先兰成为队长的帮扶对象。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龙先兰一家在做早餐。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龙先兰时年27岁，在当地人眼里，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当时，全村有30多个“光棍汉”，扶贫队把他们的“脱贫”“脱单”问题一块放在了心上。

　　2014年，重庆秀山县一个女子嫁到了十八洞村，她有个表妹，也愿意嫁过来。龙秀林就想把龙先兰和她撮合撮合。本以为小伙子比较帅气，又点了头，事情会八九不离十，没想到被女方拒了。媒人传回话说，女方嫌他又穷又懒，还没有父母。

　　龙秀林一听来了气：“谁说他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就是他的大哥！”

　　这话，龙先兰听到了，但他一点也不相信，觉得龙秀林只是随口一说。

　　当年除夕，龙先兰跟着龙秀林到了他父母家，一大家子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热热闹闹吃了团圆饭。临走，龙秀林的母亲还给他带上二三十斤腊肉、香肠，又硬逼着他收下1000块钱红包。

　　这是2020年10月25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拍摄的龙先兰一家。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龙先兰流泪了，跪在地上给老人磕头，多年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娘！”

　　村里人很快知道，龙先兰是扶贫队队长的兄弟了。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在扶贫队安排下，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种植技术。他是学习最认真的学员。学习完他想创业，但没有本钱。还是龙秀林出钱，帮他在县城租了一处农贸市场的门面卖鱼，但生意做了1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龙先兰着急，又到长沙等地打工。直到有一天，他接到龙秀林的电话：“回来吧，学习养蜜蜂，这个可能适合你。”

　　十八洞村群山环绕，蜜源多，质量好，但村民不会养蜂。龙秀林牵线，让龙先兰跟着外地的养蜂大户学习，又协调贷款2万元。靠养蜜蜂，他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元。

　　“开始那一段真不顺利，但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干，大哥都给我出主意，支持我、帮助我。”龙先兰说。

　　美名

　　“孤儿不孤全村个个是亲人；贫困不贫苗乡处处见精神。”

　　龙先兰家门上大红的喜联，从2017年年初成婚那天起，一直挂到现在。

　　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回到十八洞村看望龙先兰一家，手中抱着龙先兰的女儿龙思恩（2020年10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扶贫队进村后，发动村民搞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劳务输出、苗绣……全村人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变好，“光棍汉”也在陆陆续续“脱单”。

　　2015年下半年，扶贫队组织了一场相亲大会。龙先兰不爱说话，又没有才艺可展示，一口气做了18个俯卧撑。邻村姑娘吴满金动了心，两人当场牵了手。可姑娘的妈妈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的娘家是十八洞村的，了解他的底细。

　　龙先兰很受伤。龙秀林劝他：“你现在是能赚点钱了，但你原来那些坏毛病一年半载能改掉？人家不相信，可我相信你。你把养蜂的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年底我和你嫂子去做满金家的工作。”

　　龙先兰（左一）和吴满金（左三）婚礼包養行情现场（2017年1月摄）。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龙先兰、吴满金的婚礼是一场十里八乡都不曾有过的热闹婚礼。县里领导、扶贫工作队、全村人都来道喜祝贺。看着满脸幸福的一对新人，不少老人直抹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可怜又“扶不上墙”的孤儿能有今天。

　　2016年，十八洞村脱贫摘帽，成为“明星村”。龙先兰浪子回头，成了新闻人物，多次登上荧屏和舞台。许多人希望听到他的故事。

　　目前，养蜂是龙先兰主要收入来源，每年毛收入在40万元左右。2019年，他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之后，又买了吉普车。

　　去年，龙先兰在村边峡谷里建设了一处游泳池。受疫情影响，当年收入只有几万元，但通过旺季时1天1000多人的客流量，他仍然看好这个新项目。

　　“冬天要有冬天的事做，夏天要有夏天的事做。”龙先兰说，“我现在有女儿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去年3月，龙先兰当了父亲，女儿取名龙思恩。

　　如今，儿时的伙伴都羡慕他、佩服他，羡慕他的幸福日子，佩服他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2020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增长到18369元，是2013年的11倍。“光棍汉”脱了贫，绝大多数也脱了单。在今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十八洞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十八洞是精准扶贫的‘示范’，也要力争成为乡村振兴的‘模范’。”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崔磊磊

民政部近日召开全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情攀比、低俗闹婚、拜金盛行、道德滑坡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不但成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绊脚石,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影响婚姻家庭和谐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民政部提出推进婚姻礼俗改革,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恶俗婚俗成因亟待厘清

对于目前婚俗中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一直在着手治理。

2016年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包養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看法。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婚俗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遏制,关键难题在于它是个“软问题”以及社会已经高度分化。“软问题比较难用硬办法解决,因为硬办法很容易‘越界’。比如彩礼问题,不论双方在主观上有多么不情不愿,但从客观上来看,双方都是你情我愿的,否则这婚就结不成或不结就行。对于这种情况,恐怕无法简单化处理和对待,更别说硬办法了”。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则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婚俗问题改革的背后,要弄清楚天价彩礼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这是由一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支撑的,当这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时,用任何制度、法律都无效。

在董磊明看来,天价彩礼等婚俗问题长期以来难以遏制,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男女比例不均衡,男多女少。从社会阶层来看,女性更愿意嫁给条件更好的人家,而且男性很大程度上很难找到比自己条件好的女方,往往就会出现山区嫁到平原、农村嫁到城市、小城市嫁到大城市的趋势。女性本来就少,而且还出现向上游加剧流动的现象。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发展,大量女性进入城市。

第二,农村出现经济分化。彩礼表面上是丈母娘决定的直观结果,但背后是整个农村出现的经济分化。彩礼价格实则是较富裕阶层制定出的标准包養,也就会形成经济中等、中下等的家庭疲于奔命,经济底层的家庭被淘汰的问题。

第三,中国家庭的特性是代际关系紧密,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对儿子负“无限”责任,儿子结婚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彩礼大部分也都是父母负责,这些彩礼钱都是通过代际接力(三代人)积攒下来的,因此存在“榨取”的空间。中国区域差距大,有些地区父母对儿子负“有限”责任,代际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彩礼价格相对较低。

“在这样的结构上,通过改革、法律调节是无法解决的,除非改变上面三个结构,才会有所成效。”董磊明说。

能否通过立法遏制乱象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记者进行的线下以及线上调查中,总共有98名受访者给出答案,其中只有8.66%的受访者表示听过,绝大多数受访者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包養網在北京某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对记者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如果不从立法层面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纠纷中,有人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就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彩礼在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赵晓雪说。

在采访中,也有民众提出,能否对婚俗中的相应问题通过立法进行规制。

对此,刘燕舞认为,法律不宜过分介入其中。因为法律的过分介入不仅是弱化婚姻表达情感因素的问题,而且从法理上说,婚姻消费中的项目涉及婚姻双方的私有财产,有的男方愿意买更好的房子、送更高的彩礼给女方,而且这些用于买房和支付彩礼的钱都是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如何通过立法去禁止?在一个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这可能也是法律在法理上将会遭遇的困境包養網。

对此,曾有地方尝试一个办法,即利用农村基层组包養網织,把办婚礼的流程、彩礼数额等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来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给予规范。

对此,董磊明的看法是,在很多地方,红白理事会是个虚幻的存在。对于“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这一要求,或许还能起到有效作用。可是,对于彩礼这一私人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的市场规律存在,所以红白理事会调节彩礼价格是很难的,而且相关负责人也很难干预、很难操作。

“这种做法要给予肯定。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和风向标,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落实起来肯定会遇到难题,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导而形成村规民约也只能是‘软办法’,对于‘软办法’,效果只能因人而异。”刘燕舞说,国家应该大力地倡导文明的婚姻消费。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抑或各种新媒体,特别是那些相亲节目,这些传播渠道具有公共性和导向性,不能为炫耀性的婚姻消费和恶俗、庸俗的婚俗提供宣传平台。同时,可以探索通过法律规制那些与婚姻消费有关的公司。比如,部分房地产公司打出“你离丈母娘就只有一套房的距离”“有房就可以叫丈母娘,没房你只能喊阿姨”等广告语招摇过市,这些是典型的践踏公序良俗。发力的方向应该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