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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青春没收入

她被束缚在没有爱的“家”里

回到南宁后，蓝先生帮周女士安顿了生活，就回武鸣了。只有在需要周女士时，蓝先生才会从武鸣到南宁市中心与她约会。周女士说，她原本想回酒店工作，但酒店方面说她辞职后已经又招了新员工接替了她的工作，她没能再到酒店工作。

没有人介绍，周女士几乎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她只能靠蓝先生接济。她原本只是想依靠蓝先生，但没了工作，她对他变成了依赖。蓝先生每月给她几百元基本生活费用，对她平日的生活从不过问，只有在到南宁约会时，他们才会聚在一起说说话。蓝先生一走，周女士又陷入了孤独当中。蓝先生每月给的钱，付完房租之后就没剩多少了，周女士只能到处打零工，给别人做清洁家政赚外快。“我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家，可又重回到最初的孤独和绝望当中，包養網特别难熬。”周女士说，蓝先生只有在需要时才找她，其他时间从不理她，这让她内心很不安，两人还经常为此吵架。

为了安抚周女士，2015年，蓝先生在南宁买了一套房，一起去看房时，蓝先生说会在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当房产证拿到手之后，周女士才发现，房产证上只有蓝先生的名字。蓝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不管写谁的名字，都是给她住的。但他也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房子就归她住。

从2007年认识到现在，周女士和蓝先生已经纠缠10年，在这10年里，蓝先生以前说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对她现在的状况也漠不关心。周女士说，她知道蓝先生不可包養網能给她婚姻。去年包養網價格，她想离开蓝先生，蓝先生也没有丝毫挽留，只是对她说，如果她去找别的男人，那她必须搬出现在的住所，如果继续跟他，这房子继续给她住。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控制我，以前他让我辞职，我没有收入，他就每月给我点钱；我没了住所，他又拿这套房子来套住我。”周女士说，她很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因为自己想要找一个依靠的念头太强烈，结果自己变成了一个只能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她在老家隆安有房子，但她没脸回去住。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她更没勇气回去了。

周女士现在每天拼命地工作，在很多家政公司求职，只要有活干，她就出工。周女士说，她就是想多挣钱，哪天自己有能包養網力租房子住了，她就搬离那里，过自己的生活。

　　制图：蔡华伟

两孩妈妈敖元淑

社区帮我找了离家近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杨文明

1986年出生的敖元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儿子出生4个月，她就开始出来工作包養網——“不工作，尿不湿的钱哪来？”

尽管老公每天熬夜去工地打工，但因为孩子的到来，敖元淑觉得2017年很幸福。丈夫每天200块钱的打工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老二太小，敖元淑既想照顾孩子，又不得不找份工作。“幸好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为我提供了过渡性就业辅助，上班的地方离我家步行也就两三分钟，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关键上班的时候可以带孩子。”

敖元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连心公益互助店里服装、鞋子的清理、销售。这些衣物来自热心人士的无偿捐赠，低价销售给有需要的人。“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也就10元左右，多了每天能卖200多。”

大多数时候，她都会背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去附近的户外劳务市场售卖衣物。“最近太冷了，孩子手脚都皲了，就带着孩子在店里，每个月能领到1000多补贴，对家里帮助也挺大。”

敖元淑的家乡在贵州盘州，小学毕业后来到昆明打工，如今已经有15年，昆明是她第二个家。“但终究要回去的，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们还要回去照顾老人的。”

敖元淑爱笑，却也不是没烦恼：“老大英语不太好，本来想给他报个英语辅导班，但太贵负担不起，就想给他买台电脑自己学，但钱不够只能等明年。”

敖元淑的2017，她说，总体上挺幸福。

编者按：2017年正在向我们挥手作别。每个人的2017年，都有着别样的故事与回忆。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年来，大伙儿都过得怎么样？衣食住行有啥变化？是否有充实的获得感？对于来年和今后，又有哪些期许？本版与本报“碰碰词儿”工作室合作，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盘点2017，展望2018。

农村小伙孟宝磊

城里也能有咱的一个家

王汉超 霍亚平

“新车到手啦，第二个愿望终于实现。”手拿新车钥匙，孟宝磊格外高兴，这是今年他送给自己的第二件“礼物”。

7年前，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村小伙孟宝磊从部队退伍，只身一人来到郑州，“没活干的时候穷得啃馒头、喝凉水，有几次都想回老家，但混不出个样子咋有脸回去见爹娘？”忆往昔，他百感交集。

靠着农村孩子的勤快和憨厚，孟宝磊被郑州的一家舞蹈学校看中。因为能力突出，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做管理层的工作，他十分珍惜，所以干得很卖力。包養網

工作稳定，收入不错，2016年春节，亲戚朋友都张罗着给孟宝磊介绍对象。他与一个女孩相处甚欢，但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家长一打听男孩没房，便让女儿撤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想要在郑州成家立业，我必须买一套房子。”今年年初东拼西凑，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这是他在郑州送给自己的第一件“大礼”。手捧新房的钥匙，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农村娃，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个城市会有我的一个家。”

简单装修，他把母亲接到郑州和自己一起住，“有一次我出差很晚了才到家，看到母亲做了一桌子饭菜等我，我觉得特别幸福。”对于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孟宝磊来说，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谈及2018年的愿望，孟宝磊笑了：“30岁还单身，希望能早日遇见她，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

创业青年李蔚然

回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08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李蔚然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从深圳到非洲、拉美，一干就是8年。8年后，他放弃百万年薪选择回到云南。他说：“这算是回归吧。”

回归的是家庭。“过去在国外跟国内有时差，和家人联系特别不方便。”回到云南，李蔚然终于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我和妻子在计划要小孩，回到国内，照顾起来更方便。”

回归的是家乡。回到云南，李蔚然将创业的方向选定为高原特色农业。“家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资源，农民生产了这么好的绿色产品，我想将他们的产品和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市场联系起来。”

回归的更是梦想。“回来后，终于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单纯地完成工作。”因为创业，回到了家乡的李蔚然能陪伴家庭的时间依然有限，他说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在没有电话信号的村庄，“创业选择了做农业，总得了解农产品市场。”

“创业需要人才，在永胜招募足够数量合适的人才很难；但再难，我也希望带动家乡的发展。”尽管现在更多时间待在丽江市永胜县，李蔚然坦言自己未来可能还是会把公司部分业务放在昆明。“等事业相对稳定了，还是希望多在昆明陪伴妻子，毕竟未来还要考虑孩子教育。”

旅游达人赵晶晶

两条地铁线直通家门口

王汉超 霍亚平

今年是赵晶晶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河南郑州老家工作。“过去的一年，太多变与不变，但我的生活依然美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赵晶晶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交通变了。这两年，郑州两条地包養铁线路直通自己家门口，还有7条地铁开工建设，“郑州城区三环全程高架，上下班也不太堵车了，周末坐上城铁去开封鼓楼吃夜市，再坐郑徐高铁包養到南京看看，去上海外滩转转，别提多得劲。”

环境变了。过去冬天一到，“天天不开窗，出门戴口罩”。在赵晶晶看来，“这两年的蓝天明显多了，尤其是今年冬天，有时候天蓝得像一幅画”。

观念变了。今年，赵晶晶带薪休假领着全家去了趟越南旅游，“白天我们在大海边漫步，晚上躺在沙滩上看星星。”赵晶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除了孩子的教育和日常的消费，还能存三四万。“消费观念不一样了，有假期我们就全家出去旅游。”

家乡一直在变，赵晶晶既兴奋又心安，因为家人、朋友和同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没变的亲情和友情，让她感到温暖。2018年，赵晶晶的愿望是给父母买一套房子。“希望房子周边的交通便利一些，医疗方便一点，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想让他们安心地度过晚年。”

手机维修师李刚强

上月到手就有一万九，哈哈

本报记者 巩育华

2017年对“北漂”李刚强来说，可谓幸运年——他的收入再创新高，光上个月到手就一万九；今年38岁的他还当了爸爸，朋友们打趣他“老来得子”，他一脸憨笑，看得出很幸福。

李刚强，陕西人，来北京13年了，先是在手机公司做手机维修，今年3月加入闪修侠，满北京跑，上门修手机，“比以前赚得多，也更奔波，没办法，赚奶粉钱嘛！”他笑声爽朗，“我的业绩一直全国前五，手艺好，没办法，哈哈。”用户喊他“大侠”的时候，他最受用。没单子的时候，他就在地铁里找个角落坐下，“打打游戏，或者和儿子视频，这一小会儿属于我自个儿。”

添了孩子，李刚强家今年开支不小。他把妻儿送到山西丈母娘家，隔几个月看望一次。当孩子隔着屏幕，突然学会叫爸爸的时候，是他今年最开心的时刻，有点想落泪。

李刚强说，现在上医院也方便，老家有合作医疗，在北京能走异地医保。但他平日还是很注意，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出门看天气预报，他开玩笑说“惜命”，但其实是不想耽搁，“钱基本够用，但有30万存款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

“北漂不是我们的梦想。”说起房子，李刚强有些遗憾。2006年，同事撺掇他去燕郊买房，他一犹豫就再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列车。李刚强2018年的心愿是在西安买套房，“我父母在西安，等孩子上小学了我们也回西安”。

钟情网购的韩屹

最感谢的人是外卖小哥

本报记者 孟思奇

刚刚过去的“双12”，北京姑娘韩屹的战利品又堆成了小山。和“双11”相比，她稍微克制了一些，这次“只买了七八件东西”。

不光在购物节，韩屹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捧着手机买买买。韩屹每天5点半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叫外卖。她知道怎么订餐才能抢到最大的红包，哪个平台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慢慢地，她成了所有外卖平台的VIP用户。

2017年，韩屹最感谢的人就是外卖小哥。过去外卖不发达的时候，韩屹也做饭。有了外卖，她每个月做饭次数几乎为零。韩屹的办公室在3层，没有电梯。有一次，外卖员迟到半个多小时，还打电话让她下楼去取，韩屹挺生气包養網，说：“去不了，你送上来吧。”当外卖员气喘吁吁地把餐递到韩屹手里时，她才发现外卖员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我就后悔了。”

从此，韩屹每次取外卖都自己下楼，刮风的时候给他们几块钱小费，天气热的时候给他们带杯水。

明年，韩屹的目标是有个健康的宝宝。所以，她最近减少了叫外卖的次数，一是为了节省开支，二是练习做饭，为当妈妈做准备。不过，她也觉得当妈是个挑战，过去帮同事网购母婴产品，总觉得质量参差不齐，“挂个婴儿两字就价格高几倍。”她希望将来婴儿产品能够有统一的价格标准和更多的监管，让自己买买买时更安心。

　   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　题：龙先兰“成名”史

　　新华社记者丁锡国、张玉洁

　　4月17日，作为学员代表，十八洞村村民龙先兰走上当地一所大学承办的培训班开学典礼发言席。他要在这里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知识。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龙先兰打开蜂箱清理掉落的蜂巢。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今年34岁的龙先兰，读到小学就辍学了，是这个“明星村”精彩故事的“戏眼”。取材于这里的几部艺术作品中，没有“龙先兰”的名字，但都有他的影子。许多创作者试图通过讲述他的故事，展现一个特殊群体摆脱物质和精神贫困的艰难历程。

　　恶名

　　龙先兰最轰动之举，是硬闯副省长主持的会场。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贫困群众，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那一年，全村人均收入1668元，近六成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这是4月15日拍摄的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梨子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1个多月后，花垣县委派出的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进村第4天，湖南省一位副省长前来调研，正向扶贫队队长了解情况时，突然，龙先兰喷着酒气，闯进会场，嚷道：“省长，扶贫队来了，可我还没饭吃，没老婆！”

　　总书记到村子的时候，龙先兰正在外地打工。他猜想，这次一定可以分到很多钱，便匆匆赶回村子。没想到，回村待了些日子，连一分钱也没到手。干脆，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龙先兰啥都不怕，因为，他啥都没有。

　　他是孤儿。原本，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妹妹。但从他十二三岁起，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母亲改嫁，她实在无法忍受爱喝酒、爱骂人的丈夫，儿子多次哭着劝她别走，可没能改变她的去意。1年后，父亲病故。又过了2年，妹妹意外溺亡。

　　母亲离去，龙先兰成了“野孩子”。父亲去世后，便彻底没有了管教。失去妹妹，他的世界一片灰色。他开始封闭自己，也在伤害自己。十六七岁的孩子，开始像个大人喝闷酒。有酒，他必醉，醉后，不管什么地方，倒头就睡。只要手里有点钱，就买肉吃、买酒喝。花光了，就向别人伸手借。邻居们经常能听到他歇斯底里地喊着什么。

　　村里人都知道，他心里苦，可怜他，又气愤于他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许多村民躲避他。提起他，有些人就摇头，村干部就头痛。

　　2014年，村“两委”决定，集中使用产业扶持资金，发展猕猴桃产业。他对一些村民说：那是骗人的，上级拨下来的钱，都让当官的吞了。气得包養村党支部书记差点和他动手。

　　“我怕醒过来，一醒就烦。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为什么我没人疼没人爱？”龙先兰说，“那个时候，我是一堆烂泥，一文不值。”

　　正名

　　龙先兰闯进会场，副省长让他带路，到家里看看。屋顶多处瓦片破了，雨水漏进屋子，砸出10多个小坑，地面上长满青苔；碗筷、衣服、鞋子、袜子堆放在一起。

　　看了一圈，副省长说：“小伙子，你身强力壮，长得这么精神，为什么没有饭吃、没有老婆？我给你找到原因了。因为你懒。”

　　副省长特意嘱咐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像这样的重点人物，要重点关注。

　　扶贫队5名队员和5户生活最困难、工作难度最大的村民一一结成了对子。龙先兰成为队长的帮扶对象。

　　4月16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龙先兰一家在做早餐。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龙先兰时年27岁，在当地人眼里，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当时，全村有30多个“光棍汉”，扶贫包養行情队把他们的“脱贫”“脱单”问题一块放在了心上。

　　2014年，重庆秀山县一个女子嫁到了十八洞村，她有个表妹，也愿意嫁过来。龙秀林就想把龙先兰和她撮合撮合。本以为小伙子比较帅气，又点了头，事情会八九不离十，没想到被女方拒了。媒人传回话说，女方嫌他又穷又懒，还没有父母。

　　龙秀林一听来了气：“谁说他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就是他的大哥！”

　　这话，龙先兰听到了，但他一点也不相信，觉得龙秀林只是随口一说。

　　当年除夕，龙先兰跟着龙秀林到了他父母家，一大家子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热热闹闹吃了包養網团圆饭。临走，龙秀林的母亲还给他带上二三十斤腊肉、香肠，又硬逼着他收下1000块钱红包。

　　这是2020年10月25日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拍摄的龙先兰一家。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龙先兰流泪了，跪在地上给老人磕头，多年来第一次喊了一声：“娘！”

　　村里人很快知道，龙先兰是扶贫队队长的兄弟了。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在扶贫队安排下，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种植技术。他是学习最认真的学员。学习完他想创业，但没有本钱。还是龙秀林出钱，帮他在县城租了一处农贸市场的门面卖包養鱼，但生意做了1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龙先兰着急，又到长沙等地打工。直到有一天，他接到龙秀林的电话：“回来吧，学习养蜜蜂，这个可能适合你。”

　　十八洞村群山环绕，蜜源多，质量好，但村民不会养蜂。龙秀林牵线，让龙先兰跟着外地的养蜂大户学习，又协调贷款2万元。靠养蜜蜂，他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元。

　　“开始那一段真不顺利，但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干，大哥都给我出主意，支持我、帮助我。”龙先兰说。

　　美名

　　“孤儿不孤全村个个是亲人；贫困不贫苗乡处处见精神。”

　　龙先兰家门上大红的喜联，从2017年年初成婚那天起，一直挂到现在。

　　扶贫队队长龙秀林回到十八洞村看望龙先兰一家，手中抱着龙先兰的女儿龙思恩（2020年10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扶贫队进村后，发动村民搞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劳务输出、苗绣……全村人的日子都在一天天变好，“光棍汉”也在陆陆续续“脱单”。

　　2015年下半年，扶贫队组织了一场相亲大会。龙先兰不爱说话，又没有才艺可展示，一口气做了18个俯卧撑。邻村姑娘吴满金动了心，两人当场牵了手。可姑娘的妈妈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的娘家是十八洞村的，了解他的底细。

　　龙先兰很受伤。龙秀林劝他：“你现在是能赚点钱了，但你原来那些坏毛病一年半载能改掉？人家不相信，可我相信你。你把养蜂的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年底我和你嫂子去做满金家的工作。”

　　龙先兰（左一）和吴满金（左三）婚礼现场包養（2017年1月摄）。新华社发（受访者供图）

　　龙先兰、吴满金的婚礼是一场十里八乡都不曾有过的热闹婚礼。县里领导、扶贫工作队、全村人都来道喜祝贺。看着满脸幸福的一对新人，不少老人直抹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可怜又“扶不上墙”的孤儿能有今天。

　　2016年，十八洞村脱贫摘帽，成为“明星村”。龙先兰浪子回头，成了新闻人物，多次登上荧屏和舞台。许多人希望听到他的故事。

　　目前，养蜂是龙先兰主要收入来源，每年毛收入在40万元左右。2019年，他在县城买了新房子，之后，又买了吉普车。

　　去年，龙先兰在村边峡谷里建设了一处游泳池。受疫情影响，当年收入只有几万元，但通过旺季时1天1000多人的客流量，他仍然看好这个新项目。

　　“冬天要有冬天的事做，夏天要有夏天的事做。”龙先兰说，“我现在有女儿了，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去年3月，龙先兰当了父亲，女儿取名龙思恩。

　　如今，儿时的伙伴都羡慕他、佩服他，羡慕他的幸福日子，佩服他积极向上的精气神。

　　2020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增长到18369元，是2013年的11倍。“光棍汉”脱了贫，绝大多数也脱了单。在今年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十八洞村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说：“十八洞是精准扶贫的‘示范’，也要力争成为乡村振兴的‘模范’。”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崔磊磊

民政部近日召开全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情攀比、低俗闹婚、拜金盛行、道德滑坡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不但成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绊脚石,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影响婚姻家庭和谐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民政部提出推进婚姻礼俗改革,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恶俗婚俗成因亟待厘清

对于目前婚俗中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一直在着手治理。

2016年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包養明一起抓,包養網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看法。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婚俗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遏制,关键难题在于它是个“软问题”以及社会已经高度分化。“软问题比较难用硬办法解决,因为硬办法很容易‘越界’。比如彩礼问题,不论双方在主观上有多么不情不愿,但从客观上来看,双方都是你情我愿的,否则这婚就结不成或不结就行。对于这种情况,恐怕无法简单化处理和对待,更别说硬办法了”。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则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婚俗问题改革的背后,要弄清楚天价彩礼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这是由一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支撑的,当这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时,用任何制度、法律都无效。

在董磊明看来,天价彩礼等婚俗问题长期以来难以遏制,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男女比例不均衡,男多女少。从社会阶层来看,女性更愿意嫁给条件更好的人家,而且男性很大程度上很难找到比自己条件好的女方,往往就会出现山区嫁到平原、农村嫁到城市、小城市嫁到大城市的趋势。女性本来就少,而且还出现向上游加剧流动的现象。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发展,大量女性进入城市。

第二,农村出现经济分化。彩礼表面上是丈母娘决定的直观结果,但背后是整个农村出现的经济分化。彩礼价格实则是较富裕阶层制定出的标准,也就会形成经济中等、中下等的家庭疲于奔命,经济底层的家庭被淘汰的问题。

第三,中国家庭的特性是代际关系包養網比較紧密,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对儿子负“无限”责任,儿子结婚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彩礼大部分也都是父母负责,这些彩礼钱都是通过代际接力(三代人)积攒下来的,因此存在“榨取”的空间。中国区域差距大,有些地区父母对儿子负“有限”责任,代际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彩礼价格相对较低。

“在这样的结构上,通过改革、法律调节是无法解决的,除非改变上面三个结构,才会有所成效。”董磊明说。

能否通过立法遏制乱象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记者进行的线下以及线上调查中,总共有98名受访者给出答案,其中只有8.66%的受访者表示听过,绝大多数受访者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在北京某包養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对记者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包養網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如果不从立法层面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纠纷中,有人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就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彩礼在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赵晓雪说。

在采访中,也有民众提出,能否对婚俗中的相应问题通过立法进行规制。

对此,刘燕舞认为,法律不宜过分介入其中。因为法律的过分介入不仅是弱化婚姻表达情感因素的问题,而且从法理上说,婚姻消费中的项目涉及婚姻双方的私有财产,有的男方愿意买更好的房子、送更高的彩礼给女方,而且这些用于买房和支付彩礼的钱都是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如何通过立法去禁止?在一个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这可能也是法律在法理上将会遭遇的困境。

对此,曾有地方尝试一个办法,即利用农村基层组织,把办婚礼的流程、彩礼数额等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来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给予规范。

对此,董磊明的看法是,在很多地方,红白理事会是个虚幻的存在。对于“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这一要求,或许还能起到有效作用。可是,对于彩礼这一私人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的市场规律存在,所以红白理事会调节彩礼价格是很难的,而且相关负责人也很难干预、很难操作。

“这种做法要给予肯定。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和风向标,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落实起来肯定会遇到难题,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导而形成村规民约也只能是‘软办法’,对于‘软办法’,效果只能因人而异。”刘燕舞说,国家应该大力地倡导文明的婚姻消费。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抑或各种新媒体,特别是那些相亲节目,这些传播渠道具有公共性和导向性,不能为炫耀性的婚姻消费和恶俗、庸俗的婚俗提供宣传平台。同时,可以探索通过法律规制那些与婚姻消费有关的公司。比如,部分房地产公司打出“你离丈母娘就只有一套房的距离”“有房就可以叫丈母娘,没房你只能喊阿姨”等广告语招摇过市,这些是典型的践踏公序良俗。发力的方向应该在这方面。

有助于缓解育儿家庭负担的陪产假，在一些地方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陪产假有了，“奶爸”们休上了吗？

专家建议，增加休假强制性，期间工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减轻企业负担

“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了，媳妇每次的产假和假期工资都能保证，我却从来没休过陪产假，公司没人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休。”日前，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周先生告诉记者，公司里和自己同类情况的“奶爸”有不少，但很多男职工不仅没休过陪产假，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随着多孩家庭的比例上升，陪产假怎么休，能休多久，如何能顺利休上，成为许多职工关心的问题。

有假不敢请

自去年8月国家出台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增设或延长男性陪产假就是其中一项。记者梳理发现，各地修订政策后男性陪产假天数在15天～30天不等，多地为15天。

“陪产假有助于缓解育儿家庭的负担，使男性更好地参与到育儿过程中。”谈及陪产假设立的初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说道。

暨南大学教授卢馨的课题组，通过对110多个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带薪休假是目前各国应用最广泛且行之有包養網效的措施，其次分别是包養津贴补助、托育服务、保障就业权益、税收减免。

目前，陪产假这项制度在企业中已经有所覆盖。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2上市公司人才需求及发展环境报告》显示，上市公司招聘规模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快速恢复，招聘薪资和福利均有优势，其中男员工陪产假覆盖率为87.5%，高于非上市公司5个百分点左右。

但在现实中，许多男员工却没有享受到这一福利。北京市总工会此前开展的调研显示，41.78%的受访职工没有休过陪产假，39%的受访职工不知道单位是否提供陪产假。虽然有些职工知道单位有陪产假，但担心影响工作主动选择不休，其比例达到64.53%。

在采访中，不少男职工表示，他们不敢请陪产假，选择以请年假、事假、加班倒休的形式来陪护妻子和婴儿。“媳妇坐月子期间，即便有月嫂，家里也总要有个人来协调，请假是必然的。”去年刚刚荣升“奶爸”的郭先生告诉记者，他当时用的是自己的年假。“因为公司没人以这个名义请假，自己也担心休陪产假会影响收入和考评晋升。”

谁来支付假期工资

在沈建峰看来，职工有假不敢请、企业不愿批的原因之一，在于“假期期间的工资由谁支付”。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而男性的陪产假工资，则由企业支付。企业的负担增加了，男职工请陪产假的积极性也会降低。”沈建峰说。

3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陪产假相关法律案例。一则案例显示，公司主张员工已休陪产假不再享受年假缺乏法包養律依据，判决向员工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另一则案例中，企业已向员工支付了未休陪产假期间的正常出勤工资，员工要求企业额外支付未休陪产假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

针对陪产假期间的工资支付问题，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总工会提交的界别提案就呼吁，将职工休陪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改为“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减少用人单位经济负担。

此外，记者注意到，产假和陪产假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不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位阶上，也体现在对企业的违法惩罚程度上。

产假被明确写入劳动法，“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陪产假则不然，目前各地陪产假规定体现在省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不同省份对这一假期的称呼也不同，有的称为“陪产假”，有的则称为“护理假”。

沈建峰表示，在现有法律法规架构下，即便用人单位未批准男职工的陪产假，相应的违法成本也较低，这使得男职工即便提出陪产假诉求，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权益维护。

“刚性”还应增强

除却工资支付问题，专家认为，陪产假是否“刚性”，休假天数和相关待遇是否统一，也影响着陪产假的实际落地。

“陪产假的设置，使得男女职工在生育休假问题上能够被均衡看待，有助于减轻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沈建峰说。

但在调研中，沈建峰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企业允许男职工将未休的陪产假挪给女方，作为增加的产假。“这样反而容易加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与陪产假的设置初衷相背离，应增加陪产假的强制性。”

包養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卢馨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在她看来，男女产假和陪产假天数差异的增加，会导致男女职工因生育对工作造成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拉大。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各地陪产假天数不一、待遇不一。例如，北京市规定“男性职工享受陪产假十五日”，湖南省规定“配偶护理假时长为二十日”，而河南省则规定“给予其配偶护理假一个月”。在待遇上，有的省份将陪产假“视为出勤”，有的则规定“照发工资，不影响全勤”。

“各省规定文字表述上的不同，给企业留下了操作空间，可能会影响职工的全勤奖、年终奖等待遇。”在沈建峰看来，各地规定的差异化不利于制度的落地，陪产假的长度设置应与产假模式类似，即全国的天数和标准相对统一，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有一定浮动空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陪产假是男性求职时看中的待遇之一。

“现在，许多求职者都会询问公司的陪产假规定，特别是30岁左右的男性求职者，其中不乏公司打算引进的骨干人才。因此，公司不仅把陪产假作为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也把这个作为招聘时的一项竞争优势。”在北京一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丁先生告诉记者，“企业设有陪产假制度，更容易吸引包養人才。”（记者 赵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今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并将打造美丽乡村列为“美丽系列”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认定“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和“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共1981个，其中270个就位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意味着美丽乡村和农业文化遗产地在生态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等成为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代表委员表示，我国拥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和复杂多样的生态地理条件，历史演进中，劳动人民创造了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为探寻美丽乡村建设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慧方案和解决之道。为此，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尽快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并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建设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进。

让农业文化遗产撬动“美丽经济”

2022年7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总书记在贺信中科学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路径，为保护共同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多样的民俗文化、优美的乡村景观，可以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在特色农产品生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与科普研学等方面的多种功能与价值，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

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能使当地相关农产品品牌溢价10%-30%，当地居民的收入贡献率接近40%，增强了当地农包養網心得民的获得感，吸引了一批人返乡创业就业，促进了美丽乡村的繁荣。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闻名于世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拥有1300多年历史，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共垦共创的一种世界罕见的农业文化景观，也是我国山区稻作梯田的典型代表。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巧妙地把“森林”“村寨”“梯田”“水系”打造成“四素同构”的生态农业系统，有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创造了享誉世界的农耕文化与山地梯田景观。

云南元阳梯管委专职副主任徐忠亮介绍，阿者科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南部的一个小包養網村子，地处红河哈尼梯田元阳核心区。阿者科曾经是一个贫困村，为推动古村落阿者科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2018年，元阳县邀请中山大学为阿者包養網科村民小组专门编制了“阿者科计划”，组织村民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引导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自“阿者科计划”实施以来，以“蘑菇房”为载体的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阿者科村的支柱产业，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已基本形成。2019年，阿者科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闵庆文建议，建设美丽乡村，需要将保护生态环境、传承乡村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推进。要注重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以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同时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乡村风貌引导，以保留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涵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要传承弘扬包括民俗、节庆等在内的乡村文化，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文化”与“母文化”。

让绿色成为美丽乡村的底色

流水潺潺的稻田，水稻为鱼提供生活环境和食物，鱼为水稻松土施肥，田埂间鱼稻相依，和谐共生……这既是如今浙江青田原生态的农田风光，包養網價格也是这里千百年来再寻常不过的农耕场景。

青田县稻鱼共生产业中心推广研究员吴敏芳介绍，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里，两个互为依存的物种，通过原始协作，形成科学的生态系统，产出了安全绿色的田鱼和口感香糯的稻米。

在这些遗产地中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古法栽培和传统种养中，处处蕴含绿色低碳的中华智慧。在湖州，桑基鱼塘巧妙结合当地“植桑、养蚕、蓄鱼”三大农业生产，以“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实现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连续运转千年；在绍兴，先民种榧造林，人工嫁接培育了优良经济树种“香榧”，它集食用、药用、油用、材用于一身，至今仍是当地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支柱；在庆元，从剁花法到段木法，再到代料法，当地食用菌栽培技术不断迭代，将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生产有机融合……

“乡村是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功能的载体，这在农业文化遗产地表现得更为明显。”闵庆文认为，建设美丽乡村，需要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加快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集成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废旧农膜分类处置，进一步聚焦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强化系统治理，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就可以从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稻鱼共生、桑基鱼塘、林菇共育、农林牧复合、间作套种等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中得到借鉴和启示。

让农业文化遗产地成为美丽乡村先行示范地

2023年底，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项，数量位居世界首位。

在中国的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浙江独占5项；在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浙江有17项，数量排名均居全国第一。如果追溯历史，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正是出自浙西南大山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在闵庆文看来，浙江之所以成为“农遗大省”“农遗强省”，不仅在于有得天独厚的生态风貌、农耕传承，也在于数十年如一日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坚持。

2003年，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启动了“千万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同时，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的浙江省安吉县率先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效。

“建设美丽乡村，要让农业文化遗产地成为美丽乡村先行示范地。”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建设美丽乡村的资源基础，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着人地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技术与结构合理的生态文化景观，对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代表委员一致认为，建设美丽乡村，需要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包養網境整治，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包養

3月8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隆兴镇梁景村，游客在傍晚的油菜花田里用餐（无人机照片）。

包養行情

早春时节，四川地区油菜花次第开放，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油菜花观赏旅游活动，吸引游客踏青休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近年来，四川积极推动农包養網心得旅融合发展，打造生态旅游休闲目的地，以花为媒，做强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包養網心得

新华社记者 王包養網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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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青春没收入

她被束缚在没有爱的“家”里

回到南宁后，蓝先生帮周女士安顿了生活，就回武鸣了。只有在需要周女士时，蓝先生才会从武鸣到南宁市中心与她约会。周女士说，她原本想回酒店工作，但酒店方面说她辞职后已经又招了新员工接替了她的工作，她没能再到酒店工作。

没有人介绍，周女士几乎找不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她只能靠蓝先生接济。她原本只是想依靠蓝先生，但没了工作，她对他变成了依赖。蓝先生每月给她几百元基本生活费用，对她平日的生活从不过问，只有在到南宁约会时，他们才会聚在一起说说话。蓝先生一走，周女士又陷入了孤独当中。蓝先生每月给的钱，付完房租之后就没剩多少了，周女士只能到处打零工，给别人做清洁家政赚外快。“我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家，可又重回到最初的孤独和绝望当中，特别难熬。”周女士包養平台推薦说，蓝先生只有在需要时才找她，其他时间从不理她，这让她内心很不安，两人还经常为此吵架。

为了安抚周女士，2015年，蓝先生在南宁买了一套房，一起去看房时，蓝先生说会在房产证上写两个人的名字。当房产证拿到手之后，周女士才发现，房产证上只有蓝先生的名字。蓝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不管写谁的名字，都是给她住的。但他也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这房子就归她住。

从2007年认识到现在，周女士和蓝先生已经纠缠10年，在这10年里，蓝先生以前说过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对她现在的包養状况也漠不关心。周女士说，她知道蓝先生不可能给她婚姻。去年，她想离开蓝先生，包養網 花園蓝先生也没有丝毫挽留，只是对她说，如果她去找别的男人，那她必须搬出现在的住所，如果继续跟他，这房子继续给她住。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控制我，以前他让我辞职，我没有收入，他就每月给我点钱；我没了住所，他又拿这套房子来套住我。”周女士说，她很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因为自包養己想要找一个依靠的念头太强烈，结果自己变成了一个只能依赖别人生活的人。她在老家隆安有房子，但她没包養網脸回去住。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她更没勇气回去了。

周女士现在每天拼命地工作，在很多家政公司求职，只要有活干，她就出工。周女士说，她就是想多挣钱，哪天自己有能力租房子住了，她就搬离那里，过自己的生活。

　　制图：蔡华伟

两孩妈妈敖元淑

社区帮我找了离家近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杨文明

1986年出生的敖元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儿子出生4个月，她就开始出来工作——“不工作，尿不湿的钱哪来？”

尽管老公每天熬夜去工地打工，但因为孩子的到来，敖元淑觉得2017年很幸福。丈夫每天200块钱的打工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

老二太小，敖元淑既想照顾孩子，又不得不找份工作。“幸好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为我提供了过渡性就业辅助，上班的地方离我家步行也就两三分钟，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关键上班的时候可以带孩子。”

敖元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连心公益互助店里服装、鞋子的清理、销售。这些衣物来自热心人士的无偿捐赠，低价销售给有需要的人。“一件衣服或一双鞋也就10元左右，多了每天能卖200多。”

大多数时候，她都会背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去附近的户外劳务市场售卖衣物。“最近太冷了，孩子手脚都皲了，就带着孩子在店里，每个月能领到1000多补贴，对家里帮助也挺大。”

敖元淑的家乡在贵州盘州，小学毕业后来到昆明打工，如今已经有15年，昆明是她第二个家。“但终究要回去的，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们还要回去照顾老人的。”

敖元淑爱笑，却也不是没烦恼：“老大英语不太好，本来想给他报个英语辅导班，但太贵负担不起，就想给他买台电脑自己学，但钱不够只能等明年。”

敖元淑的2017，她说，总体上挺幸福。

编者按：2017年正在向我们挥手作别。每个人的2017年，都有着别样的故事与回忆。

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年来，大伙儿都过得怎么样？衣食住行有啥变化？是否有充实的获得感？对于来年和今后，又有哪些期许？本版与本报“碰碰词儿”工作室合作，通过6个人物的故事，盘点2017，展望2018。

农村小伙孟宝磊

城里也能有咱的一个家

王汉超 霍亚平

“新车到手啦，第二个愿望终于实现。”手拿包養網新车钥匙，孟宝磊格外高兴，这是今年他送给自己的第二件“礼物”。

7年前，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村小伙孟宝磊从部队退伍，只身一人来到郑州，“没活干的时候穷得啃馒头、喝凉水，有几次都想回老家，但混不出个样子咋有脸回去见爹娘？”忆往昔，他百感交集。

靠着农村孩子的勤快和憨厚，孟宝磊被郑州的一家舞蹈学校看中。因为能力突出，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做管理包養层的工作，他十分珍惜，所以干得很卖力。

工作稳定，收入不错，2016年春节，亲戚朋友都张罗着给孟宝磊介绍对象。他与一个女孩相处甚欢，但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家长一打听男孩没房，便让女儿撤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想要在郑州成家立业，我必须买一套房子。”今年年初东拼西凑，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这是他在郑州送给自己的第一件“大礼”。手捧新房的钥匙，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农村娃，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个城市会有我的一个家。”

简单装修，他把母亲接到郑州和自己一起住，“有一次我出差很晚了才到家，看到母亲做了一桌子饭菜等我，我觉得特别幸福。”对于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孟宝磊来说，家就是一个避风港。

谈及2018年的愿望，孟宝磊笑了：“30岁还单身，希望能早日遇见她，一起打拼我们的未来。”

创业青年李蔚然

回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本报记者 杨文明

2008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李蔚然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从深圳到非洲、拉美，一干就是8年。8年后，他放弃百万年薪选择回到云南。他说：“这算是回归吧。”

回归的是家庭。“过去在国外跟国内有时差，和家人联系特别不方便。”回到云南，李蔚然终于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我和妻子在计划要小孩，回到国内，照顾起来更方便。”

回归的是家乡。回到云南，李蔚然将创业的方向选定为高原特色农业。“家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资源，农民生产了这么好的绿色产品，我想将他们的产品和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市场联系起来。”

回归的更是梦想。“回来后，终于能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单纯地完成工作。”因为创业，回到了家乡的李蔚然能陪伴家庭的时间依然有限，他说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在没有电话信号的村庄，“创业选择了做农业，总得了解农产品市场。”

“创业需要人才，在永胜招募足够数量合适的人才很难；但再难，我也希望带动家乡的发展。”尽管现在更多时间待在丽江市永胜县，李蔚然坦言自己未来可能还是会把公司部分业务放在昆明。“等事业相对稳定了，还是希望多在昆明陪伴妻子，毕竟未来还要考虑孩子教育。”

旅游达人赵晶晶

两条地铁线直通家门口

王汉超 霍亚平

今年是赵晶晶工作的第十三个年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河南郑州老家工作。“过去的一年，太多变与不变，但我的生活依然美好。”

作为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赵晶晶亲眼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交通变了。这两年，郑州两条地铁线路直通自己家门口，还有7条地铁开工建设，“郑州城区三环全程包養平台推薦高架，上下班也不太堵车了，周末坐上城铁去开封鼓楼吃夜市，再坐郑徐高铁到南京看看，去上海外滩转转，别提多得劲。”

环境变了。过去冬天一到，“天天不开窗，出门戴口罩”。在赵晶晶看来，“这两年的蓝天明显多了，尤其是今年冬天，有时候天蓝得像一幅画”。

观念变了。今年，赵晶晶带薪休假领着全家去了趟越南旅游，“白天我们在大海边漫步，晚上躺在沙滩上看星星。”赵晶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除了孩子的教育和日常的消费，还能存三四万。“消费观念不一样了，有假期我们就全家出去旅游。”

家乡一直在变，赵晶晶既兴奋又心安，因为家人、朋友和同学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没变的亲情和友情，让她感到温暖。2018年，赵晶晶的愿望是给父母买一套房子。“希望房子周边的交通便利一些，医疗方便一点，老两口辛苦了一辈子，想让他们安心地度过晚年。”

手机维修师李刚强

上月到手就有一万九，哈哈

本报记者 巩育华

2017年对“北漂”李刚强来说，可谓幸运年——他的收入再创新高，光上个月到手就一万九；今年38岁的他还当了爸爸，朋友们打趣他“老来得子”，他一脸憨笑，看得出很幸福。

李刚强，陕西人，来北京13年了，先是在手机公司做手机维修，今年3月加入闪修侠，满北京跑，上门修手机，“比以前赚得多，也更奔波，没办法，赚奶粉钱嘛！”他笑声爽朗，“我的业绩一直全国前五，手艺好，没办法，哈哈。”用户喊他“大侠”的时候，他最受用。没单子的时候，他就在地铁里找个角落坐下，“打打游戏，或者和儿子视频，这一小会儿属于我自个儿。”

添了孩子，李刚强家今年开支不小。他把妻儿送到山西丈母娘家，隔几个月看望一次。当孩子隔着屏幕，突然学会叫爸爸的时候，是他今年最开心的时刻，有点想落泪。

李刚强说，现在上医院也方便，老家有合作医疗，在北京能走异地医保。但他平日还是很注意，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出门看天气预报，他开玩笑说“惜命”，但其实是不想耽搁，“钱基本够用，但有30万存款的话，心里会比较踏实。”

“北漂不是我们的梦想。”说起房子，李刚强有些遗憾。2006年，同事撺掇他去燕郊买房，他一犹豫就再也没追上房价上涨的列车。李刚强2018年的心愿是在西安买套房，“我父母在西安，等孩子上小学了我们也回西安”。

钟情网购的韩屹

最感谢的人是外卖小哥

本报记者 孟思奇

刚刚过去的“双12”，北京姑娘韩屹的战利品又堆成了小山。和“双11”相比，她稍微克制了一些，这次“只买了七八件东西”。

不光在购物节，韩屹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捧着手机买买买。韩屹每天5点半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叫外卖。她知道怎么订餐才能抢到最大的红包，哪个平台能获得更包養多的优惠。慢慢地，她成了所有外卖平台的VIP用户。

2017年，韩屹最感谢的人就是外卖小哥。过去外卖不发达的时候，韩屹也做饭。有了外卖，她每个月做饭次数几乎为零。韩屹的办公室在3层，没有电梯。有一次，外卖员迟到半个多小时，还打电话让她下楼去取，韩屹挺生气，说：“去不了，你送上来吧。”当外卖员气喘吁吁地把餐递到韩屹手里时，她才发现外卖员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我就后悔了。包養網心得”

从此，韩屹每次取外卖都自己下楼，刮风的时候给他们几块钱小费，天气热的时候给他们带杯水。

明年，韩屹的目标是有个健康的宝宝。所以，她最近减少了叫外卖的次数，一是为了节省开支，二是练习做饭，为当妈妈做准备。不过，她也觉得当妈是个挑战，过去帮同事网购母婴产品，总觉得质量参差不齐，“挂个婴儿两字就价格高几倍。”她希望将来婴儿产品能够有统一的价格标准和更多的监管，让自己买买买时更安心。

彩礼“降温” 为爱“减负”

举行一场“不比彩礼比幸福”的集体婚礼，开展“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主题宣讲，向新人发放倡议书、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培育农村妇女干部当倡导俭朴婚嫁的“新媒婆”……近期，多地发出倡议、组织活动，抵制高价彩礼。

近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低彩礼”“零彩礼”悄然成风，高价彩礼得到一定遏制，群众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

高价“礼”变味

今年春节过后，踏上返岗归途，来自中部地区农村的王先生内心有些焦虑：年过30的他又被家里包養網催婚了。

“在老家，我确实是大龄青年了，可现在找对象、结婚也没那么容易。”王先生坦言，在当地，男方打算结婚，一般要备好房、车，还要出一笔彩礼。彩礼金额大致20万元，全部加起来至少六七十万元。

王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月打工挣6000多元，一年存下三四万元。如果仅靠自己打工，很难在短期内攒够这笔费用。

生在北方某县城的小刘面临和王先生类似的烦恼。在小刘的家乡，彩礼数也在20万元上下，但当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对男方来说，如果谁家彩礼少，很没有面子；对女方而言，彩礼越高，就觉得嫁的闺女越厉害。”小王说，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彩礼超“行情”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包養網高的怪象。个别地区还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的说法：前者指1万张5元钞票、1000张100元钞票和1张50元钞票；后者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

高价彩礼让“礼”变了味。“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彩礼有一定合理性，但‘高价’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赵浩指出，高价彩礼很可能使部分农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进而产生家庭纠纷和代际矛盾。

“这是一种陋俗，也是对人的不尊重，与传统婚礼内含相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认为，“婚礼”的“礼”，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认真对待婚姻。“婚礼是一件严肃的事，高价彩礼把这层含义冲淡了。”

高价彩礼为何难治？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表示，首要问题在思想观念，“有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彩礼要得少会让人笑话’。”有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54.2%的人认为“好面子、随大流”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

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则进一步抬高了彩礼。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包養蓝坊镇魏家村村支书魏三忠介绍，嫁到城里的姑娘不少，到村里的却寥寥无几。目前，村里适婚青年中约七成都是男青年，面临一定的“娶妻难”问题。

吴海鹰指出，“媒婆”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抽成”也助推了彩礼金额走高。记者了解到，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怂恿女方父母索要“服装购置费”“离娘钱”“菜水钱”等，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甚至更多。

“低”“零”应提倡

前不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4次点名“高价彩礼”。

在江西省全南县，玉舍村党支部书记林太金结婚“零彩礼”这件事近日传开了，打动了不少因高额彩礼而迟婚恐婚的年轻人。

“他多次在村中移风易俗宣讲会上说支持‘零彩礼’，这次更以实际行动为村里人树立了好榜样！”村民们说。

“我和爱人相恋两年，都认为，两情相悦，能一起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才是最大的幸福。”林太金表示。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幸福快乐。”林太金的岳母说，“零彩礼”嫁女儿，也是希望小两口不要因为面子承担债务，轻装前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谈到最近的婚俗新风，山西省襄垣县付村村民王科和王靖深有体会。他们是村里第一对“零彩礼”夫妻。

2017年，由于父亲重病，王科家里花光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2019年夫妻俩准备结婚时，正逢县里大力推动移风易俗。

“过去女方要十几万元的彩礼很普遍。”王靖说，但现在农村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工作，能挣钱，况且两人感情好是彩礼换不来的。婚后，两人到县城打拼，如今不但还清了欠债，还有了不少积蓄。

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彩礼“限高”，“低彩礼”“零彩礼”渐成新风，治理取得一定成效——

河北省河间市，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低彩礼”“零彩礼”占比88%，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至15万元；

甘肃省定西市，2022年6月至今，70%的出嫁方彩礼控制在5万元以内，平均为4.9万元，比之前下降了10.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9个月内，制止10万元以上彩礼528起，彩礼从平均30万元降至10万元以内。

河南省宁陵县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泾源县明确彩礼不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山东省沂水县杨庄镇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一般不超过1万元；江西省萍乡市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

很多地方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高价彩礼“降温”，为爱“减负”。河南省杞县连续多年举办新风尚集体婚礼。一对参与过集体婚礼的新人说：“我们的婚姻没有高价彩礼的困扰，也没有细枝末节的烦琐，有的是余生白首、细水长流。”

江苏省东台市紧抓重点人群，建立公职人员婚前廉政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三项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新办、简办、廉办。

共建文明乡风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张盼至今仍记得，自己曾因彩礼发过愁。根据习俗，彩礼金额一般在12万元至15万元之间。后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调解、劝说，彩礼降至6万元。

政策的不断落地实施，使高价彩礼在部分地区得到抑制，婚事花费也大幅降低，但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如何建立治理高价彩礼的长效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认为，对高价彩礼的治理应是综合性的，既要从婚宴、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女性权益、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

吴海鹰表示，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并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她还建议制订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

“乡村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赵浩说，“天价彩礼”，或与村里男女比例失衡有关，或与养老关系密切，“我们只有找到每个地区高价彩礼盛行的具体原因，才能真正解决它”。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来源比较少，彩礼起着家庭经济保障等多重作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春华指出，要重视高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建议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养老、就业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均衡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要优化服务举措，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吴海鹰建议：搭建公益婚介平台，为未婚男女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完善婚嫁新风礼遇激励机制，为“低彩礼”“零彩礼”者提供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支持村委会继续用好“红黑榜”“积分超市”等治理方式，激发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内生动力。

“治理高价彩礼，需要我国传统婚礼道德精神的回归。”彭林认为，高价彩礼盛行反映了部分家庭精神文化的匮乏。他相包養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人们对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俗终会得到全面有效遏制。(人民日报海外版 史志鹏)